第四章 死亡旅行（第5/6页）

出得门来，阎锡山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主张，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阎锡山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只是这一次，毛头小伙终于输给了千年老狐狸。

阎锡山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阎锡山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学良、杨虎城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进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至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露出去，那可是有杀头之罪、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蒋介石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十七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重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学良、杨虎城也同样不能接受。

张学良要去的是北方，不是南方，况且福建周围已布满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虎城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当然也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的最后通牒，而张学良、杨虎城都已感觉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决定在蒋介石来西安时实行兵谏。

棋子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张学良此举，不光意味着蒋张盟友关系的彻底破裂，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军人看来，也是一个不可理解，甚至大逆不道的举动。

谏来谏去，你还把长官给绑架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弱点就是一辈子没有真正的上司。

张作霖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父亲，蒋介石曾是他的上司，可那是盟友。

所以他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时甚至完全不顾及后果。

他朝蒋介石进谏，后者对他发了脾气，然后他就把蒋介石给抓了起来——这就是张学良晚年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解释，尽管深层次的原因远非如此简单。

西安事变的行动计划，是在事变爆发前几小时内才宣布的。

在张学良当众宣布后，场内鸦雀无声，大多数人都被这个惊天行动给惊倒了。

只有东北军大将于学忠说了一句：少帅，抓起来很容易，但是您考虑过没有，以后怎么放他呢？

张学良一挥手：现在不能考虑到那许多，先把姓蒋的抓起来再说！

挥手之间，历史从此改变。

于学忠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张学良、杨虎城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蒋介石，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蒋介石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其他诸侯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