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华北危局(第3/7页)

很早以前,杨杰的军衔就是中将,然而等到小字辈的顾祝同、陈诚等人升为上将,他仍然是中将。

杨杰对人发牢骚说:我二十年前是中将,现在仍是中将,不知道二十年后是什么将!

大概这话让蒋介石给听到了,便派他到苏联去做特使,顺便将其由中将升为上将。

到苏联是去争取军援的,因为那时抗战已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可是杨杰很快就在异国过上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相关报告在蒋介石桌上放了一大堆。

蒋介石忍不住了,问他究竟有没有弄到军援。杨杰却答非所问地说,他在苏联见到一个人,此人掌握一项秘密武器,只要把它弄过来,在华日军便会全体死光光,只是需要一大笔钱购买(难道是原子弹?似乎又不像)。

杨杰的语调极其神秘,可是蒋介石再也不问他了。

直到日苏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身在苏联的杨杰事前竟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这件事之后,他被调派回国,从此再未能得以起用。

多少人生机遇,在别人看来可遇不可求的人生机遇,就这样一一错过了。

那个时代,也许人们实在太渴望太苛求出现一个完美的军事家了,可惜杨杰不是。

某种程度上,他更像一个顽童。这个顽童一手拿着一叠漂亮的纸片,一手拿着剪刀,在大人们的惊叫和惋惜声中,把纸片剪得粉碎,然后扔在了阳光里。

你们哭,我就笑,你们笑,我却哭,这才是杨杰,一个只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却从未真正找到过自己的人。

坦克定乾坤

 

接替杨杰的,是徐庭瑶。

我们在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的合影中,可以看到大家都众星捧月似的围着一个人。他不仅坐的位置居中,在将官们的心中也确实分量不轻。

 

徐庭瑶(前排居中者)在一批少壮将官心目中分量不轻

 

他是杜聿明的老长官,是郑洞国的老长官,是戴安澜的老长官,可以说,当时中央军中相当一批能征善战的将佐均出自其门下。

很多年后,当戴安澜在缅甸处于伤重弥留之时,仍念念不忘要以自己的功来抵“徐长官”的过,后者当时正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

徐庭瑶是主动向蒋介石请缨去古北口征战的,不过当他到达前线时,古北口已经丢了,他只能据南天门防守。

与杨杰那样的学院派不同,徐庭瑶属于纯粹的实战派,此前大小仗经历过不计其数,他不是待在斗室,而是老老实实地对前线进行了勘察。

阵地战,依赖的就是工事的坚固程度。徐庭瑶亲自督促,工事比以前有了较大改善,他自己检验后也感到十分满意。

日军之所以能轻易占领古北口,除了中方指挥紊乱外,炮战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到了最后,关东军把首次带来的炮弹几乎都用完了,但就是依靠这种高强度炮击,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提早离场和古北口防线的全盘崩溃。

徐庭瑶的工事顶住了大炮。

日军一万发炮弹,也仅能破坏守军一个连的工事,徐庭瑶轮番调遣中央军三个主力师,实行车轮大战,从而使得前线又逐渐稳固下来。

在古北口一线作战的,是关东军绝对主力——弘前第八师团。该师团具有极强的作战能力,此前曾多次创造出类似“一百二十八个骑兵攻下承德”这样的军事奇迹。可以说,整个热河之战,几乎就是弘前师团一家搞定的。

因为这个缘故,古北口一线始终是长城抗战中打得最为激烈的战场。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喜欢热闹的都爱看“大刀宋明轩”,懂得门道的才知道徐庭瑶的身手其实也十分了得。

派上徐庭瑶后,自己的嫡系人马总算可以交代得过去,蒋介石对此很是满意,认为这次用人用对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南天门之役已足以振奋军队士气。

可是似乎命中注定,徐庭瑶仍然要失败。

二十九军曾向参加淞沪会战的十九路军取过经,不过十九路军的经验在上海周边可能适用,拿到华北战场上却未必见效。

相对于中国军队来说,日军最大的优势就是特种部队,但受限于南方沟壑纵横的复杂地形,这一作用在淞沪会战中并未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金泽第九师团在江湾一筹莫展,“陆军长老”植田进退不能,盖缘于此。

南天门不是上海,甚至不是古北口,这里既无地势之利,又乏关隘之险,正是机械化作战的理想战场。

见大炮无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把军直属的特种部队专门配置给弘前师团使用。

这就是坦克战车。

日本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以砍掉陆军四个常备师团编制为代价,将经费省出来,用于组建特别部队,其中之一就是战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