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第2/10页）

王陵基第一时间便将刘立藩获得的情报上报，可惜的是，同样未能引起薛岳的重视。

薛岳不作为，但是挡不住前线关于日军要进犯的情报一天天增多，风声也越来越紧，杨森发现，第十一军中竟然出现了关东军的番号，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说明日军此次调集兵力之多，也间接显示了未来战役的规模，而此时第二十军在力量上却有所削弱。

自从第二十军担负防守新墙河的责任之后，便有了防线过长，兵力不敷分配的困扰。此前，第九战区曾拨来一个暂编师，但这支暂编师系游击队编成，不光武器陈旧，兵员不足，纪律也很松散。士兵又全都是平江人，平时携枪回家，发饷时才返回军营领饷。师长更好，索性住在长沙办事处打牌吃喝，平时经常不在部队，所以根本谈不上训练，战斗力极差。

有这样的部队在身边，不仅起不到作用，还可能拖后腿。军长杨汉域报请长官部更换，薛岳将暂编师调长沙附近整训，代之以新编第20师。

事有不凑巧，军委会的新规定接踵而至——凡三个师的军须抽调一个师回川接收新兵，第二十军正在此列。

说是抽一个师，当然不用全师都去，只需军官和少数士兵即可，其余兵员可用以补充另外两个师。杨森为了团结新20师，便暂时撤去第134师编制，将留下的兵员缩编为两个团，分别补充新20师和由军部直接掌握。

这样在编制上，第二十军仅剩下两个师外加一个辎重兵团，杨森将原本派到敌后打游击的部队也临时撤回，以加强防御。

将官方面，同样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地震。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夏炯又去找了薛岳，而薛岳的处事方法也未有半点改进，事先不与杨森商量，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保夏炯升任第二十军军长，原军长杨汉域则调升到王陵基第三十集团军任副总司令。

杨森听到风声后，急电让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到军政部进行查询，果然确有其事，委任状刚刚才办好，只是尚未发出。

作为第二十军的“家长”，杨森当然不容许有人破坏“家规”，搅乱秩序，于是赶紧和军政部长何应钦商量，将委任状予以搁置不予发表。

这件事过后不久，第二十军内部发生了一件事：夏炯私自派工兵连长将泊罗江上的粤汉铁路桥梁撤除，卖给了桂林厂商。

杨森正为夏炯两次玩阴招谋夺军职而窝火，当下查处后上报蒋介石，请予撤职。

夏炯是薛岳未来用以更好地控制第二十军的重要人选，将夏炯打入冷宫，等于是间接地扇了薛岳一巴掌，也由此加深了薛岳和杨森之间的矛盾。

1944年5月27日，横山勇指挥第十一军汹涌南下。

选择这一天出击，日军志在必夺。往前倒溯三十多年，1905年的5月27日，东乡平八郎麾下的日本海军击败了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一举奠定胜局，以此开启了日本国运。在日本人的皇历中，它绝对是个大吉大利的数字。

三次会战，选的都是秋冬之际，然而三次都收效甚微，这使横山勇总结出，秋冬无所谓，也不是一上来就非得坦克大炮加骑兵不可，足够数量的步兵师团同样能达到目的，关键是要对症下药。

症结就是杨森的第二十军。

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每次进攻长沙，第二十军总是能给予日军相当大的打击，尤其是后两次会战，日军吃的苦头最多，这次要想取胜，必须先除去这块绊脚石。

日军渡过新墙河后，第二十军即以不变应万变，利用既有据点和阵地进行抵抗，逐次对其进行杀伤、消耗和迟滞。

与河南会战时的军民不和不同，在地方政府的安排下，湘北民众进行了很彻底的坚壁清野，他们挖毁公路，破坏桥梁，埋藏粮食，然后离村疏散。

参与作战的日军部队中，第3、第40师团都经历过第三次长沙会战，眼前的景象与当时搜遍村村寨寨、只能找出两只甘薯充饥的惨状何其相似。

日军在湘北感受到了浓烈的抗日气氛，历次会战中的尴尬正扑面而来。

不过横山勇对此早有预料，而且已备下了“药方”，这就是刘立藩曾经提供的那最后一条重要线索。

第十一军拥有多达8个师团的庞大兵力，可谓要罗刹有罗刹，要妖精有妖精，这使横山勇的排兵布阵变得游刃有余。

与历次会战中的孤军深入，径直往长沙推进不同，此次横山勇采取了广阔正面进攻的战术，他将众多二线师团部署于中央，实施纵深推进，战斗力最强的两个骨干师团，第3、第13师团则被部署在外侧。

他摆出的新阵势自有其独到之处：二线师团形成纵深后，立即进行钳形交叉攻势，即对每一个地区，都穿梭般地来回攻袭，尽力缩小第二十军的活动范围和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