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骆湘浦:第三十四师主力团团长。他处事机警,曾获得日军要发动第四次长沙会战的绝密情报,在指挥作战时也很果断,第三十四师的战果主要为他的部队所取得。

赵子立: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中央陆军大学第十四期。长期任薛岳的幕僚,参与制定前三次长沙会战计划,并因此曾受到薛岳的赏识,除升任参谋长外,还获颁三等云麾勋章。

王泽浚:号润泉,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他是王缵绪的第二个儿子。时任第四十四军军长。

陈德邵:生于四川省酉阳县。时任第三九九团团长。他虽然是行伍出身,但胆大心细,在战场上能够见微知著,善于发现并牢牢抓住战机。

方先觉:生于安徽省宿县。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曾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建立功勋。长衡会战时任第十军军长。

河南会战只是豫湘桂战役的第一阶段,更大规模的攻击还在后面,而且重点就在长沙至衡阳一线,包括薛岳的参谋长赵子立在内的一些人都已经看出了端倪,唯有薛岳本人不当回事。

从第九战区以往的经验来看,眼下确实不是一个打大仗的季节。

三次长沙会战,全是在秋冬之交。这是因为那时候稻子已经收割,水田干涸,湘北平原成了一望无际的荒野,没有隐蔽,毫无遮挡,更适合于步骑兵大踏步开进。

时值五月,水稻刚刚插过秧,幼苗尚未扎根。若从稻田通过,行军之难可想而知,所以说就算是打仗,也得隔好几个月才会展开。总而言之,从通常的规律来看,这绝对不是日军发动攻势的最佳时段。

早在浙赣会战时,刘新甫推断日军不会在初夏时节进攻长沙,这是依据之一。当时薛岳倒是以为会爆发第四次长沙会战,为此还做了准备,结果是虚惊一场。

狼来了的故事听久了,一定会让人神经麻痹,何况这个故事已经重复了两年,听者耳朵里都生老茧了。

狼的身影仍在不断出现,杨森很快也搜集到情报,证实武汉第十一军确实有所动作。

在湘鄂边境的蒲圻车站,谍报人员发现,日军正大量集中,铁路两旁,军火粮草堆积如山。同时第二十军侦察到,日军新近在前线增设了许多小型电台。

杨森把杨汉域及其他幕僚召集一处,经过研判,都认为日军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进犯长沙的模样,因此不断将相关情报送往战区长官部。

杨汉域因公到长沙,又受托专门向薛岳面陈。薛岳不能像对待自己的参谋长那样随便打发,便给杨汉域作了一番分析。

除了现在正是雨季,湖南的稻田、堰塘都蓄满了水,地形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外,薛岳的另一个依据是,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需同时用兵,兵力必然分散,而海空军力量又十分薄弱,无力南侵。

事实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依据。薛岳对日本人鱼死网破的决心还是雾里看花。他不知道,为了发起一号作战,日本动员兵力达到五十一万,在日本陆军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史无前例。日俄战争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奉天会战,那一战日军也是倾其所有,但与一号作战相比,兵员数量上仍是望尘莫及。

杨汉域前脚刚走,王陵基又派人送来情报,这次更为详尽具体。

第三十四师有一个骆湘浦团,负责守备赣鄂交界,与鄂南的日军相对峙。团长骆湘浦经常派员深入敌后,侦察敌情,他也侦知了鄂南日军征集民夫、运屯粮弹的情况。

为进一步摸清真相,骆湘浦特地派谍报员乔装小贩,揣着他的亲笔信潜赴武昌,密访伪武昌县长刘立藩。

骆、刘同为日本士官生,骆是学长。王陵基在组建第三十集团军时,骆湘浦是总部军官大队大队长,刘立藩则是总部侍从副官,两人混得很熟。后来一起参加武汉会战,刘立藩请假到武汉去探亲,但直到武汉沦陷仍未销假,实际上已误入歧途。

谍报员见到刘立藩后,递上骆湘浦的亲笔信,骆湘浦在信中以朋友的身份规劝他:德意日败局已定,为个人前途着想,应该立功补过,犹未为晚。

刘立藩读信后,很受触动,当即感谢骆湘浦的忠告,并在回信中附上一张武汉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日伪机关、军营、仓库、飞机场所在地,以便中国军队派飞机轰炸,或派游击队袭击。

刘立藩证实,日军在武汉大量征集民工,近期南犯之势已成。除此之外,他还提供了一个有关日军南犯时将进行战术调整的重要线索。

这些情况与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吻合。抗战胜利后,刘立藩被武昌法院拘捕,本应以汉奸罪处以重刑,由于王陵基及时去函证明他有立功表现,遂减为三年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