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瓜熟蒂落（第3/6页）

蒋介石急忙指定成都行辕主任兼重庆市长贺国光出马，由他负责找邓锡侯、潘文华，以便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稳定川局。

1939年8月12日，贺国光从重庆飞抵成都。

在七师长电文发出之前，四川的三大政客早就借故分别溜出了成都，刘文辉返回西康，潘文华去阆中绥署，邓锡侯到川东阅军。

贺国光给邓锡侯和潘文华连番发电，潘文华以防务要紧为借口没有回来，只有邓锡侯飞回了成都。

闹事不是目的，仅是手段。既然已惊动老蒋，戏也就没必要演过头，邓锡侯在成都约集众将，要他们维持地方治安，静候“中央”处理，潘文华也向彭焕章等人发出指示，告之前方正在抗战，后方不可“打响”。

七师长于是会集成都听候消息，其中属刘文辉麾下的是刘元塘。刘元塘自会理一战晋升中将后，便被调入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三年，从陆大出来，眼界也跟着扩大了一圈，他向刘文辉提出，要求升为军长。

刘文辉把侄子视为中了蒋介石“毒”的人，

刘元塘这么一说，更有“逼宫”之嫌，因此他回答：“你要当军长，只有我让位了，可是你别想错了，军权我是不会交出来的。”

刘文辉没让刘元塘当军长，只在师长之上多给了一个团。

刘元塘很是沮丧，便把升职的理想放到了出川抗战上，整天闹着要出去打仗，到成都后就不肯再加入七师长团体：我收的不过是白菜钱，干嘛替你们去操那卖白粉的心？

倒是他的弟弟、副师长刘元琮热衷此道，替了哥哥的位置。

有人要退出，还有人要加入。王陵基出川抗战后，其四川保安处长一职由刘兆藜接任，刘兆藜已投于潘文华帐下，但他胆子小，起初不怎么敢闹事。后来一看，七师长发出了这么一个几乎相当于造反一样的电文，不仅没因此得到任何处分，还抬高了他们的地位，这下再也忍不住了。

肉熟了没味，再不插上一腿可就晚了。刘兆藜也跑去跟七师长混在了一起，大家杀雄鸡，吃血酒，结成“七加一”式的联盟。有人前来劝解，就硬邦邦地甩下一句：“一切要王治易（王缵绪的字）先下台再说。”

官不在大，有权则灵，或者换句话说，有军权则灵，王缵绪贵为四川省主席，可在这帮人眼里，也不过就是个即将下台的小丑罢了。

这八个带头的，再加上其他起哄的，看热闹的，总共有二三十个，每天聚集在彭焕章的师部，或吞云吐雾，或推推麻将，或酒肉征逐，或谈古论今，那个放松与惬意。

幸福是什么，猫吃鱼，狗吃肉。“七加一”里面，除了刘兆藜，其他人原先在四川军政界都谈不上什么地位，现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从四川到国内局势都得跟着他们转，看他们脸色行事，夫复何求？

王缵绪众叛亲离，落到了比当年王陵基还要不堪的地步。邓锡侯明确宣称：“王老幺一定下台，就看下文如何分解了。”

曾被王缵绪赐以“爬”待

遇的张澜也说：“王缵绪以为反对我，压迫四川军人，就可以博得蒋介石的欢心，在四川便可长命富贵。可是他不知道，只要大家不同他合作，蒋介石就必然只能牺牲他，王缵绪真愚蠢啊！”

贺国光在成都无力回天，一再悲叹：“四川情况复杂，王治易（王缵绪的字）如何搞得好哟。我的行辕尚在成都，他们都不理会，以后只能看委员长如何决定了。”

蒋介石如何决定，还得看王缵绪如何处置，看他能不能稳得住川局。

答案是否定的。王缵绪的嫡系人马已编入第二十九集团军出川抗战，他在四川等于是光杆司令，只有整军会议时编为保安队的一些老部队可为依赖，就是这些部队，还在刘兆藜名下。

当周围的川军各部陆续开拔，向成都逼近之际，王缵绪根本无力应战。与此同时，第二十九集团军代总司令许绍宗向重庆军委会发出电文，称他当代总司令已当了一年多，而按照相关规定，代理六个月就可以补升总司令。

许绍宗说，要么给他转正，要么他就带着自己的部队脱离第二十九集团军。

听到这一消息，王缵绪有种一篮子鸡蛋全要碎光的感觉，便情愿舍省主席不当，自己出川抗战，以保住集团军总司令一职。

1939年9月7日，蒋介石电召王缵绪飞重庆。事前，他已知道王缵绪愿意出川抗战，便安慰王缵绪说：“你到

前方把你的部队整训一下，我让人代理一段时间，你再回来。”

对蒋介石来说，现在棘手的已不是让王缵绪下台，而是新的省主席人选。

潘文华、刘文辉都想要这个位置，蒋介石不是不知道，但他认为两人都不称职：潘文华诚如王缵绪所说，已由昔日勇将变成了好色的登徒子，精力很差，难以应付川省繁重的公务；刘文辉则是心怀叵测，犹如刘湘第二，变着法都想在后面搞点事出来，蒋介石对他最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