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为理想而战（第5/10页）

杨森腾地就火了，立刻让卫士上前，一枪把“荣军”给就地枪毙。

杨森发威的消息一经传出，安庆市面倏地安静下来，那些不服调遣、惹是生非的伤兵散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秩序之良好还倍于平时，这大概就叫“乱世须用重典”。

蒋作宾感激不尽，地方与军队合作良好，有时，各级机构间出现问题，都主动找杨森协调解决。

驻防安庆四个月后，安庆警察厅长给杨森打来电话，说桐城发生了一件间谍案，他让桐城县长将案犯解来，可对方不理不睬。

要在以前，杨森会桌子一拍，马上派部队去把县长“请”来，但如今他就知道先打个电话了解情况。

县长解释说，所谓案犯是当地小学教员，大家闺秀，父母又都是桐城的绅士名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女间谍呢？

杨森决定亲自过问，让警察厅把证人送来。

证人到场，杨森愣住了，原来竟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只有八岁，一个女孩，十二三岁。

杨森诧异地问陪他们前来的警察：“两个未成年人，怎么可以作证？”

警察说有证物啊。那是一张电报纸条，是从孩子书包里搜出来的，而且两孩子在警察厅都承认了，说系女教员派他们来安庆进行“活动”的。

杨森再看孩子，小脸全都吓到煞白，于是他便把警察支开，和颜悦色地单独与之交谈。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两小孩是姐弟，家里有部队电台借住过，那张电报纸条是报务员扔掉的无用电码，孩子好奇，就收集起来玩耍。他们这次到安庆，其实系逃学出来的，准备在安庆找外婆，外婆没找到，却因为跑来跑去、东张西望，被警察给逮住了。

警察厅是什么场所，既有书包里搜出的“物证”，又被警察拍桌子敲板凳地一吓，两小孩就糊里糊涂地承认是某老师派他们来的。

这真是葫芦僧判了葫芦案。杨森很生气，派人把孩子送回桐城，同时又责备了警察局长几句，让他立即结案。

“间谍案”发生后不久，杨森在安庆街上行走，忽然人群中起了一阵骚动，许多人在喊：“抓到汉奸啦，抓到汉奸啦！”

杨森心中一动，分开人群，挤过去一看，见几个满面怒容的人正抓住一个吓到半死的“汉奸”不放。

有了“间谍案”的经验，杨森赶紧说：“把他带过来，让我问话。”

人群中有认识杨森的，便把“汉奸”推到杨森面前。

这“汉奸”倒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吓得身体都软了，经杨森的卫士劝慰，才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委。

原来当天是端午节，按照安庆风俗，家家户户都要买点红布给小孩做衣服。此人买了布后，不经意地举起来朝着太阳一照，本意是想看看布质厚薄与否，可不凑巧的是，日机正好于此时飞过，便被误解成了给敌机打信号。

杨森有军事经验，这事一想就能明白：飞机飞得那么高，怎么看得见那一点点红布呢？再说了，安庆大街又不是什么军事基地，哪里用得着打信号。

杨森做主，竭力给群众解释清楚，才帮“汉奸”洗脱冤枉，挽救了一条无辜者的生命。

杨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安庆的大街小巷，由此还给他带来了一件奇遇。

有一天早上，杨森骑马去安庆郊外散步，走到一处公园，发现那里聚集着许多人。

这些人个个面容憔悴，但是衣冠楚楚，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知识分子。经杨森下马询问，了解到他们全是山东齐鲁大学的教职员工。

当年的齐鲁大学极负盛名，有“北燕京，南齐鲁”之称。学校因抗战要迁到后方，可是由于无处寻觅交通工具，师生全都流落到安庆，自身衣食无着，学校的图书仪器也没法运来。

杨森打听明白，立即出手相助，安排车辆进行运送。听说师生们要去四川，他又积极鼓动齐鲁大学迁去自己曾长期驻防的万县，并把他原在万县的司令部借给齐鲁大学做校址。

四川军人素重教育，杨森引以为豪，认为协助齐鲁大学迁校，是他在安庆做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此后，杨森还曾派出车船，将合肥几所学校及安徽大学的图书仪器，全部抢运到武汉。

在很多人眼里，无论“间谍案”，还是“汉奸案”，乃至于迁校，都称不上大事，作为一方统兵将领，杨森微服私访的举动，似乎还有不务正业之嫌——有这空，你应该多研究研究兵法嘛。

可是，兵法有很多种，这其实也是一种兵法，而且是杨森偷师后学到的顶尖兵法。

正是从许多看似不经意的小事上，杨森开始有意识地接近民众，了解民众，直至组织民众，从而为他日后叱咤抗日战场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