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是关还是开（第11/19页）

耳闻不如见面，一交手就挨了揍，曾让刘元塘惊惶万状。

红军的先遣部队就这么难搞，看来会理很难守住。可是不守吧，又要受军法制裁。在这上面跌了大跟斗的，前有守嘉陵江的田颂尧，后有号称“贵州王”的王家烈。

田、王都是军长一级的大佬，尚遭严厉处分，刘元塘不过是只小虾米，轻轻一捏就完了。

惨事不能想，越想越绝望。刘元塘本一介粗人，自以为从来天不怕地不怕，连扮红军总司令这种要“满门抄斩”的话都敢说，但到了此种地步，也不禁急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时川军中流传着一种谣言，说红军对于俘虏，士兵留做苦役，军官一律残杀，家眷还要编为慰劳队，用以犒劳有功人员。

刘元塘既畏军法，又不甘于“被杀”，坐守待援似乎也是死路一条，人都快被逼疯了。

横竖都是死，他最终选择了死守。

刘元塘的俩老婆本来已被他送走，分别之前刘元塘一人“赠”一包毒药，嘱咐她们如果被红军抓住，就赶紧服毒自杀，以免被扔进“慰劳队”，现在又赶紧派人给追回来，准备着要死死一起。

刘元塘将退下的残兵和城内的留守人员编成作战部队，在城外高地构筑防守工事，同时一边向刘元璋告急求援，一边分头飞调担负江防的两个团撤回会理集中。

刘元璋答应派一个团增援，但他对守会理更无把握，在电话中就吩咐刘元塘，实在不行就放弃会理算了。

事到如今，刘元塘岂能说弃就弃：你不过是舍不得你那个团，我可是身家性命全在这里了。

刘元塘怕刘元璋收回成命，索性派副官快马北上，非把增援部队接来不可，你想来得来，不想来也得来！

1935年5月7日，在红三军团迫近后，刘元塘自知不敌，被迫将城外部队全部撤回城内。

第二天，红一军团渡江，红军两大军团的先头部队先后进至会理近郊，毛泽东正式下达了攻占会理的命令。

这是城内人心最为慌乱的时候，援兵尚未到达，城下红军却已如潮涌来。

刘元塘站在城头，迎来了一批被红军释放的俘虏，这是通安作战时受伤被俘的十几个官兵。其中有个排长，他说：“红军不但不杀人，对我们还很客气。他们官兵服装一样，都在一起吃饭，营长、连长都不拿架子。如不告诉我们，根本就分不清哪个是官。”

守城士兵大感惊奇，都围上来问这问那，听到没有传说中的“留做苦役或被残杀”，人的心理状态明显就不一样了。

这时城内又传出一副对联，上联是“红军中，官、兵、夫，起居饮食一样”，下联是“白军内，将、校、尉，阶段薪饷不同”。白军系由苏联引入的名词，这里指的是与红军作战的军队，包括川军。

对刘元塘来说，俘虏带回的信息和那幅对联，简直比“四面楚歌”还可怕。置身于重重压力之下，他就像一只被拉伸到极限的弹簧，困兽犹斗之下，整个人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刘元塘红着眼睛，提起马刀，亲手杀死了释放回来的所有俘虏。然后又追查对联的来源，最后追查到两个来历不明的道士，刘元塘连他们也杀了。

刘元塘双手沾满鲜血，成了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但总算震慑住了军心，没人再敢说动摇二字。

援兵终于来了。

刘元璋派出增援的聂团从西昌出发后，沿途便听到风声，说红军势大，去会理无异于白送卿卿性命，早就魂不守舍。

当刘元塘派出的副官赶到时，聂团正要打道回府。来人亮出刘元塘的命令：星夜赶来会理，如敢延误，军法处置！

跟红军作战固然危险，可听听“刘魔王”的口气，返回西昌的话更危险，两险择其轻，聂团只得硬着头皮往罗网里钻。

红军急于合拢包围圈，自然要把援兵挡在城外。刘元塘在城头看得真切，赶紧带上两个连冲出北门，一番交战后，将聂团接入城内。

过了一会，西门外又枪声密集，刘元塘判断，可能是江岸部队撤回，为红军所阻。

这时包围圈已越来越紧，刘元塘把心一横，tuō_guāng上衣，只穿一条短裤，腰上拴一红肚兜，手舞马刀，领着三个上了刺刀的步兵连出城接应。

“刘魔王”变为“红孩儿”，左右都是妖怪，不过好歹把人接进了城内。

一看不是两个团，只有一个团。原来，在接到刘元塘回防的命令后，其中一个团以为回防会理必无生路，已直接逃往西昌去了。

刘元塘恨得牙痒痒，但既然已有两个团，先守着再说。

除留下两个营作为预备队外，他将所有部队都派上了城头防守，平均每个垛口分两个兵。

晚上，刘元塘又将浸透煤油的棉花团作为引火物，抛到城外民居之上，将其烧毁，既防止红军利用民居接近城垣，又借以扫清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