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黄仁宇回忆录《黄河·青山》读后（第2/3页）

这就是历史。而失败的命运又无情地落在黄仁宇的头上。年轻时这段失败的军人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问号。为了探索其中的原因和更深层次的问题，他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史。他说：“内战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无解的问题，让我有时觉得矛盾不安。我转念历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些疑虑。”

历史常常有这样的巧合：真正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本人的经历就充满了坎坷不幸。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段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坎坷的人生和丰富的阅历，是黄仁宇成为历史学家的特殊条件。历史与现实是密切相联的，现实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研究历史的基础。黄仁宇说，他的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他的研究方向首先选择了明史，选择了这个辉煌与衰败并存的时代，可谓意味深长。

心中有郁闷，才述往事、思来者。国民党的失败使黄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他承认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能解释一切。当他阅读明清锦州之战的史料后惊讶地发现，明军的失败竟与国民党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非将领和士兵不努力，而是僵化的官僚体制和腐朽的宫廷政治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由此得到启示，研究历史，绝不能把眼光局限于一时一事，而要从几百年的范围内去综合分析，把历史作为一脉相承的整体来研究。这就是他的大历史观的源头，也是他学术道路的出发点。

黄仁宇的学术研究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轮坎坷。他在哈佛从事明代财政和税收制度研究时，翻阅了《明实录》中大量的统计数字。当他试图用图表来显示财政发展的趋势时发现，官方的统计根本靠不住，含有大量的虚假成分。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熟悉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人都清楚，它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公开的文告是一回事，实际的运作又是一回事。真正起主导作用因素的不是在台前，而是在幕后。不了解这一点而盲目相信史料，研究工作就会误入歧途。举个例子：把蒋介石公开发表的文告、讲话与他同时发给各战区将领的绝密电报、指令相对照，就可以看到巨大的差异。这就是政治的奥妙，因为黄有在高层机关工作的经历，所以他能从这些表象的背后看出问题。

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官方的史料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如果它不可信，你又依靠什么资料来进行研究？黄的研究方法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学术规范。费正清教授是全美公认的中国史研究的权威，他资助黄的研究，但对黄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表示怀疑和否定。黄开始试图适应这种规范，弥合分歧，但结果适得其反。黄说：“最大的障碍是，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他对美国学术的“专业分工”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美国学者更重视他们的专业分科，经济历史学家绝不应该谈法律学，在研究中国官僚已小有进展的学者也不应该贸然踏入经济的领域，让我们尊重彼此的专长。推到极致，水管工人就不应该去拉扯电线开关。”琐细的专业划分和追求形式的研究方法，必然禁锢人的思想和视野，既不能正确地解释历史，更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当历史从司马迁、希罗多德的生动记录变成了复杂烦琐的考证和一堆图表、注释时，它也就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黄仁宇另辟蹊径，建立自己的大历史观，我们把它称为宏观历史学。在一些历史教科书中，通常采用的方式是：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几个方面罗列某个朝代的重大事件和人物，然后下个好与坏的定论。黄认为这种简单的道德评判不能反映历史的真实。他指出：“在大历史中，道德标准如何适用于特定例子，必须视时间和局势而定。我们虽然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来要求历史人物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在原则上道德判断必须在可行性层面之前，但就优先顺序而言，又必须置于时空背景之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看来很荒谬的一些历史现象，在它发生的时候必然有其产生的条件和存在的理由。而且，一些当时被否定的东西，在日后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真理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必须视野开阔一些，考虑的方面要多一些，评价要客观一些。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宽容的心态来看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