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军民终于被激怒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检点一下“姚平仲劫寨”这一仗的成败得失了。这一仗，偷袭肯定是失败了，没有达到动摇金军、进而驱逐之的目的。但是，由于宋军大多是抱着决死的信念出击的，打得比较勇敢，且有夜色做掩护，所以实际损失并不大。事后清点，“所折不过千余人”，为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而偷营时杀伤的敌军人数也与此相当，因而金军并未占到什么便宜。

此外，黎明时分，行营统辖的三军在幕天坡阻击金军，斩获千余人，本身伤亡不过百人。这样算来，宋军在歼敌数字上还算是打了小胜仗。

可是，中了人家埋伏，说起来太难听了，没有任何人敢说这不是败仗。

即使如此，客观地说，这个败也不过是小败，而且是缘于保密工作没做好。这只是个战术上的失败，跟宋金战略上的强弱对比关系不大。

但是，这一败，对宋军收复失土的信心打击却很大。天下无敌的“西兵”首次被金军打得如此狼狈，对各方面都不好交代。

还有就是，主战一派自种师道大军开到，就在朝中占了上风，投降派虽然无可奈何，但都憋足了劲儿要等着看笑话。这一败恰恰给了人家口实，今后的舆论将极不利于反攻复土。

将门之子姚平仲首战小有失利，为什么就只身从战场上跑掉了？因为他深知：这一败，祸闯大了！

首先主战派领袖种大将军，就决饶不了他。种师道抗战有决心，但却是个稳健派。他主张二月初六发动，小姚居然连五天都等不了，不听节制擅自出击，把抗金的大好形势给断送了，老将军一怒之下，不宰了他才怪！

所以，后世有人说：小姚的逃跑，怕的就是种师道要按军法砍他的脑袋。

他之所以跑得那样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深谙“愤青皇帝”钦宗的行为方式：打胜了什么都好，如果打败了，就会绑了带兵将领，送给金人作为求和的筹码。

这位乳臭未干的皇帝，愤怒得快，屈服得也快，有什么事干不出来？

小姚一跑了之，麻烦就推给了主战的种、李二人来承担。

宋军偷袭失败之后，种师道认为事情还有可为，当天就上奏钦宗：“今日虽败，明晚再袭，出其不意，金兵定然难防！”

李纲也认为：“胜负乃兵家常事，朝臣无须过虑，也不应互相埋怨。”可是，宰执们可不这么看，台谏也是一片哗然。他们故意哄传：“西兵勤王之师和行营兵，全部为金人所歼，无复存者！”

张邦昌、李邦彦甚至闻姚平仲败而大喜，在都堂置酒高会，庆贺偷袭失败！

历朝历代，坏事干尽的奸相为数可谓不少；但是他们大多都知道：自己的荣华富贵是与国运连在一起的。国家军队打了败仗，他们总还认为不是好事，有的还千方百计地隐瞒。像北宋末年这样，当朝的最高行政官闻听自己军队失败而欢欣鼓舞，真乃空前绝后！

高薪养廉百年，养出的就是这么一批无耻之徒！

曾几何时，大兵压境之际皇帝召问，这帮家伙缄口无一词，有如木偶。而此时主战派稍有挫折，他们则如喜鹊登枝，高叫“大势去矣”！有人在朝议时主张：都是李、种惹的祸，应把这两个祸首明正刑典，以谢国人！有人叫嚣：应把两人绑赴金营，交由金人去处置！

钦宗这时候也被吓破了胆，由“愤怒”转为“震恐”，紧急下诏，是一道死命令：“不得进兵！” 金营那一边对大宋君臣的心态，早已摸得透透的。宗望便派了使者来，说：“你们用兵是将帅所为，不是皇上的意思，请继续和谈为好！”这是宗望在顺势而为，这样既离间了主战派与钦宗的关系，又给了钦宗一个屈服投降的理由。

宰相李邦彦闻言，按捺不住，上前对金使说：“用兵乃大臣李纲与姚平仲主谋，非朝廷之意。”

宰执们当即作出决议，把李纲绑起来交给金使，死活去他娘的！反而是这位金使的态度堪可玩味，他坚决“以为不可”。

为什么金使会拒绝大宋高层的这个建议？不得而知。也许是金人多少还有些武人的豪侠心肠，认为战场上没能战胜的对手，以阴谋取之，不大光彩。总之，金人在这事情上表现出了政治上的光明磊落，反衬出大宋宰执们的一副猪狗嘴脸。

金人的态度宋朝君臣当然不敢违抗，虽然人家不接受替罪羊，但我们自己对李、种的惩罚决不可免。于是，钦宗下诏，罢免了李纲的尚书右丞和亲征行营使两个职务，以蔡懋代之。

而后，他还是怕刺激金人，干脆撤销了亲征行营使司，让蔡懋仅以守御使的名义总揽兵事。

对种老将军也不留情面，罢免了其宣抚使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