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5/12页）

在直隶的25年间，李鸿章一直保持着与其他封疆大吏们的交谊和联系，这是他从1862年就开始了的。随着老同僚的谢世或退休，他们的位置被年轻人接管，这些年轻人有的或曾在淮军中供职，或曾在李鸿章幕府中担任过其他职务。1872—1894年间，两江总督一职（这或许是中国第二个最重要的地方职位）先后由下列人员担任：何璟，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张树声，李鸿章前幕友；彭玉麟，前湘军将领；李宗羲，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刘坤一，曾国藩之友；沈葆桢，李鸿章的丁未同年并曾同为曾国藩的幕友；左宗棠；曾国荃，曾国藩之弟。担任过四川总督的有丁宝桢和刘秉璋，丁宝桢曾任山东巡抚，当时李鸿章曾与他在剿捻之役中携手，刘秉璋则曾在李鸿章幕中赞划军事。何璟还曾任闽浙总督，刘坤一、张树声、曾国荃和李瀚章这一时期则依次先后实际掌握着两广总督一职，只有1884—1889年这几年例外，这几年间掌握两广的是李鸿章的冤家对头张之洞。[49]

同是在这23年中（原文如此。——译者），上述但任总督职位的人中还有许多人曾当过巡抚。曾国荃及李鸿章的丁未同年鲍源深曾任山西巡抚；钱鼎铭，李鸿章前幕友，任河南巡抚；丁日昌、何璟、刘铭传，福建巡抚；刘秉璋，先江西巡抚，后浙江巡抚；潘鼎新，李鸿章前赞划军事的幕友，云南巡抚；刘铭传还成了台湾首任巡抚，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期间是从1885年到1891年。[50]

尽管这些督抚中有些人曾是李鸿章的幕友，另一些人则是他的旧友，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些人都受他控制。或许沈葆桢和丁日昌比其他人更顺从他的意志，特别是在海军问题上，因为他们均为其密友，他对他们有提拔扶掖之恩。[51]与之相反的是张树声。张树声为淮军宿将之一，1882年李鸿章请假一百天丁母忧时，请他代为署理直隶总督，据记载，他接替直督后，曾想方设法要赶走李鸿章的幕友，并打算以“揽权”为罪名向朝廷弹劾李鸿章。李鸿章的幕友将这一阴谋通知了李鸿章，使他得以将其消弭于萌芽之中。[52]为执行公务，有必要与其他督抚保持私人联系和交谊，但是不能依靠他们建立权力网。李鸿章的每一个同僚似乎一直都主要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一旦形势需要，他们会从一边摆到另一边。李鸿章在全国的督抚中有许多朋友和相识，但是他并未任意支配过任何一个人。

然而在直隶范围内，李鸿章手握大权，可以通过施恩和荐举把人们集聚在他身边。1870年，朝廷接受李鸿章的建议，设立了津海关道一职。这一职位的设立，标志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统的官僚体制中与非专业性相反的逐渐专业化趋势的开始。此前，正统官僚体制中地方职务一般是以负责某一地区事务为基准，而这一道台职务却负有特定的使命，其职掌限于处理外交事务、襄助国防和征收关税，这些职能使其带上了外交与专业化色彩。这一职位是专为他这位北洋大臣而设的，通过它，李鸿章控制了京畿地区这一主要口岸的商务和税务。[53]不用说，选择一个可靠的、懂业务的门徒把持这一职务对李鸿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从1870年设立津海关道一职起到1895年李鸿章失势时止，这一期间由李鸿章一手提拔担任此职的每一个人，经常是追随李鸿章多年的旧人，而且娴于外交事务。首任津海关道是陈钦。陈钦曾署天津知府，为曾国藩荐举，他还曾在总理衙门供职多年，因而熟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由于总理衙门还需要陈钦，李鸿章本来答应只用他来开创工作，然后以沈葆靖易之。沈葆靖乃江苏举人，从1862年起在上海、安徽和湖北供职于李鸿章手下，后李鸿章带其北上，主持天津机器局。[54]然而，正如事情后来发展的那样，1872年沈葆靖授九江关道，而陈钦则继续留任津海关道，直到1874年因病退休。[55]李鸿章请以黎兆棠继任，在获得朝廷批准之前，他任命孙士达暂时署理。黎兆棠从1874年到1878年担任此职，他是广东进士，曾供职外交界数年，1874年日本侵台时他正署理台湾道，也就在这时，他向李鸿章及其同年兼朋友沈葆桢证明了他的能力与才干。[56]1878年黎兆棠升任福州船政大臣后，李鸿章提议以郑藻如为下任人选，在获得朝廷批准前，他委派新任命的直隶按察使、前淮军将领、安徽人丁寿昌暂署津海关道。李鸿章在保荐郑藻如时特别指出，郑氏曾在上海综理机器局十年，曾经“军务出力并成造轮船机器”[57]。郑藻如1878年起任津海关道，直到1881年，他成为身兼驻美国、日本[58]、秘鲁三国的中国公使。接着，李鸿章又以其心腹周馥充任此职，直到1888年。[59]1888—1889年间，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此职一度空着。1889年李鸿章荐举刘汝翼担任此职并获批准，刘氏遂从1889年到1891年任此职两年。刘汝翼，安徽人，已在李鸿章手下供职20年，主要是在天津机器局。[60]1891—1892年间此职再度空缺一年，之后，由李鸿章的老幕友盛宣怀接任，他任此职一直到1895年。[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