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迁误信的故事

1. 新的嫌疑人

在围绕着秦始皇一生的重重迷雾当中，我们调查了四件疑案：生父之谜、弟弟和假父之谜、表叔之谜和后宫之谜。对于这四件疑案，我们通过不懈的追踪、严密的考察，一一做了破解，得出了相对可靠的结论。

疑案追查到这里，是不是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告慰先祖，可以鸣金收兵了？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历史侦探的回答是，此时收兵还为时过早，难免有草草收场的嫌疑。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上述四件疑案的发生，都起源于《史记》。或者是出于《史记》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记载，或者是出于《史记》记载的含糊，或者是出于《史记》的失载，或者是出于《史记》的误载，说到根子上，还是那句话，都是司马迁惹的祸。

《史记》是历史著作，《史记》中偶尔出错，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但是，连续出错，冤假错案不断，这就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怀疑了，怀疑《史记》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司马迁是《史记》的作者，尽管他从来没有领过稿费，却肯定享有著作所有权。现在，《史记》出了问题，出了冤假错案，司马迁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自然会怀疑：司马迁是否就是这些冤假错案的制造者？

我们不妨来作一番超时空的想象。

请回到我们已经澄清了的第一案——生父之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今天吕不韦、子异和赵姬在场的话，他们在感谢历史侦探破解疑案的努力，感谢历史法庭为他们推翻了冤案以后，一定会强烈要求追究司马迁的责任，要司马迁出庭作证，要他解释为什么会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写下诬陷不实之词。

历史法庭理性而公正地审理历史疑案。历史法庭认为，受害者们要求追究冤假错案的要求是正当的，因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被害者的名誉恢复和事实澄清都是不完全的。历史法庭认为，随着案情侦破的进展，新的犯罪嫌疑人浮现出来了，如果侦探们抓不住这个新的犯罪嫌疑人，疑案的侦破就会半途而废。

接受历史法庭的告诫，历史侦探开始着手调查谁是冤假错案的制造者。毫无疑问，司马迁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嫌疑人。

历史侦探追究司马迁的责任，首先要追查《史记》中的种种问题，究竟是怎样出现的？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自己的编造和隐瞒，责任当然在司马迁，我们就可以给他定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并且要求他出面解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如果问题是出于司马迁的道听途说，他只是将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传闻，不加分辨地写进书中，或者是出于疏忽，没有将应当写进史书的事情写进去的话，他就不应当承担伪造和隐瞒历史的罪名，但是，必须承担传播谣言和玩忽职守的责任，他必须出庭解释，他从哪儿听来的谣言，为什么把它写进《史记》？他究竟看到了些什么材料，又是如何选取这些材料的？看来，历史侦探还得忙碌，还得根据司马迁所提供的线索，去追查制造历史疑案的真正犯人。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冤假错案的问题，彻底地追查起来可能相当麻烦，看似简单的历史学疑案，认真追究起来可能相当复杂；这种复杂性，是历史累积的加厚和变形的结果。长话短说，一句话，我们将司马迁作为新的嫌疑人来追究的事情，牵连到历史学中的基本问题：历史著作是怎样编撰出来，又是如何流传开来的？历史在编撰的过程中，历史著作在流传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变形的？

历史编撰和历史流传的过程，宛若一种变形的镜像，我们必须先将这个变形镜的变形原理搞清楚，然后才能根据变形的误差审查变了形的历史，据此修正误差，逼近真实的历史，也才能判定作为嫌疑人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究竟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

2. 《史记》是历史学的第三世界

毛泽东曾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第三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是政治家眼中的国际政治世界，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成为历史。当代杰出的哲学家波普曾经宣称，宇宙有三个世界：第一是物质世界，第二是精神世界，第三是知识世界。这是哲学家眼中的哲学世界，正在随着信息这种奇特物质的兴起而成为现实。

作为历史学家，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历史学的世界划分。受伟人先贤的启发，我深感“三”是一个有趣的好数字，历史学也与“三”有缘。在这次疑案的追查中，我终于认识到，历史学世界是一个“3＋N”的世界。“3”是历史学的三个基础世界，我分别称它们为第一历史、第二历史和第三历史，N是历史学的多个延伸世界，作为三个基础世界的延伸，历史学的N可以有第四、第五甚至更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