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第6/18页）

张孝纯见童贯不听劝阻，执意要行，这时再也顾不得他的郡王之尊、宣抚使之威，把双袖一甩，从自己座位直走到机宜位中，拍拍手掌大呼道：“平时见童太师做许大模样，临到危难之际，却是如此畏懦。全不想自家身为大臣，当为国家捍御患难，一心只图逃窜，算得什么节操？”

几年来，张孝纯受尽童贯的鸟气，都憋在心里，今日一发不可收拾，他拼着一顶乌纱帽，准备叫童贯下不得台。果然把童贯气得怔怔的，双脚乱蹬，口中乱骂。不过这个时候的童贯已经拿不出什么杀手锏了，趁幕僚们把他拦住的机会，大袖一挥，表示散衙了，自己就回进后衙。

张孝纯还不甘罢休，他对儿子张浃说话，声音却冲着童贯走回去的方向，而且特别大声，一定要让童贯听个明白：“要性命的都兔奔狐走，却顾不得国家安危，也不管名节扫地了！”然后，他表示决心道：“休、休！自家父子，与他死守。”

这个“他”，当然是指北宋朝廷，也可能是指官家本人，反正都是一样。此时此地，张孝纯发此豪言壮语，确实想做个为社稷殉难的节义之臣，将来邀易名之典，谥为“忠节”“忠烈”，庶儿无愧，不枉人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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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纯与童贯争辩的当儿，张孝纯并不期望宣抚司的幕僚们能够挺身而出，力持正义，帮他讲句公道话。不管是平日议论尚有一定是非羞恶之心的宇文虚中，不管是近年来曾在他幕下一起募兵、相当熟悉的孙渥。因为一个严酷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旦夕之间，太原就要沦为战场，沦为战场就有被杀受俘的危险。何如名正言顺地跟随童贯逃走，早早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既然是宣抚使的僚属，跟着宣抚使本人走路，总是不错的。

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马扩。马扩向来敢争敢言，在童贯面前，不愿苟容自安。如今在要不要童贯留在太原府这样一个明显的是非问题上，张孝纯相信马扩是能够仗义执言，为自己张目的。因此，在他与童贯争辩时，曾几次目顾马扩，希望马扩有所表示。但结果是大失所望了，马扩竟然像其他的幕僚一样，毫无表示。后来张孝纯大骂不顾名节、只图逃命的狐兔之辈，这话固然是冲着童贯而发，但也未尝不把马扩包括在内。

张孝纯绝不是能把自己的想法隐藏在心中，等到考虑成熟后再声张出来的人。特别当自己做了这样节义的表现心情十分激越的时候，当真以为天下人能为大宋朝廷、宣和天子死守封疆、寸步不移的，只有他们父子三个——还有一个在河东平阳府军队中当统制官的儿子张灏。他们是最重要的人，太原是最重要的地方，他们死守太原乃是最重要之事。王禀如果愿意跟他一起死守，把他的萤火微光附在他父子日月之明的骥尾后，那还可以考虑。至于像马扩这样临难苟免的人，实在是一钱不值，过去未免把他看得过高，现在马扩即使要留下来，他也未必照准了。

散衙以后，他就把这种想法说给王禀听。

“马子充岂是临难苟免之人？”平日不轻易表态、说话又不会转弯抹角的王禀一句话就挡住了张孝纯对马扩的诋毁，“惜我公与子充同事多日，尚未深知他之为人。子充思虑周详，议论行事，每每出人意料。此事他或另有打算，却非某所能蠡测！”

“让童贯从太原逃跑了，不出一言相诤，只此一事，便是天下罪人，还有什么其他的打算？”显然张孝纯不能够容忍在他的所谓重要的事情以外还有人“另有打算”。从这句不入耳的话出发，他又转进一层想道：“他们西军中人，总是互相回护，有私无公。如今俺把城防之事，全交与他管了，只怕他临事多有藏掖，处理不公，叫俺河东军吃了亏，此事倒也不可不防他三分。”

门户之见与空发议论一样是宋朝文人的两大通病。太学生出身、进士高第，做到地方大员的张孝纯也未能摆脱门户之见这个毛病。首先因为他与王禀不属于一个“派系”，即使平常很尊敬他，听了他一句直率的话就会产生种种想法。张孝纯已经忘记了王禀是战功卓著的西军大将，当初唯独他不愿复员回西北去，甘心留下来协助自己充实河东防务，这正是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表现，张孝纯也忘记了正是依靠王禀和他所部的五千泾原兵的努力，把太原府布置得铁桶一般，使他敢于信心十足发出“太原防务，必不可虑”的豪言壮语。过河拆桥，甚至河还没过，思想上先要拆桥了，这些文人学士的毛病，还不仅仅是健忘而已！

王禀说马扩另有打算，确是相知甚深的推论，并非私阿所好。在宣抚司应该设在哪里这个问题上，马扩确是想过了，且想得很深，考虑得比较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