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曹魏察举之变迁（第3/5页）

对于德行、功能与经术，大约没有人认为应该独取其一而弃置其余，所争的只是选官时应偏重哪一标准或环节。但这就已经是举足轻重的了，因为这就意味着汉代察举经发展而制度化了的上述三种因素与倾向，至此已经到了一个要决定何去何从的三岔路口。华歆时为司徒，他以为孝廉应以试经为主，“以崇王道”；如有“秀异”，可另行采取“特征”的办法。由于华歆之争，孝廉试经之制得以保存下来并继续发展下去。至明帝太和二年之诏，明确了“贡士以经学为先”，孝廉试经制度遂再次得到肯定；儒生、文吏也正式归于儒生一科。这说明，在察举制的发展之中，“以文取人”的发展方向开始占据优势了。这在察举制的发展线索之中，无疑是又一个关键性的事件。

《北堂书钞》卷七九引应璩诗：

京师何缤纷，车马相奔起。

借问乃尔为，将欲要其仕。

孝廉经义通，谁能应此举？

莫言有所为(下阙)

应璩为“建安七子”庆玚之弟，齐王曹芳嘉平四年卒。此诗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为即应璩“百一新诗”之一篇。此诗评述魏时孝廉之举。孝廉皆至京师，将以要仕；“孝廉经术通”，言孝廉以经术得举；而已经举至京师，犹云“谁能应此举”者，乃是设问“谁能通过经术考试”也。又《晋书·魏舒传》：

年四十余，郡上计掾察孝廉。宗党以舒无学业，劝令不就，可以为高耳。舒曰：若试而不中，其负在我，安可虚窃不就之高以为己荣乎?于是自课，百日习一经，因而对策升第，除渑池长。

此即曹魏孝廉试经之实例。魏舒晋太熙元年卒，时年八十二，“年四十余”应举，时约曹魏齐王芳嘉平年间。由此知其时孝廉试经，并不流于形式，如无学业则有不中之虞。孝廉仅仅得举还不够，还必须能够通过考试一关。

三、“四科”与“明法”

察举既然重经术、行射策，那么徒精文法之文吏，便无由仕进了。《三国志·魏书·卫觊传》记其奏言：

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

奏上，“事遂施行”。由之可见，从秦始皇时之“狱吏得贵幸”，经数百年之发展至此，文法吏地位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到了“私议之所轻贱”、“选用者之所卑下”的地步。无论是在社会舆论或王朝选官之中，他们都已让位于“经明行修”之士大夫了。

但帝国官僚行政毕竟不能离开刑政法律。魏明帝“贡士以经学为先”之法，既然已经改变了“吏达文法”到亦试用的旧规，察举之途文吏已无缘涉足，于是便有卫觊之奏，以期能为“明法”之文吏寻找出路。其办法，是专设律博士以培训之。两晋南北朝中，这一办法被断断续续地沿袭下来了。《晋书·职官志》：“廷尉，主刑法狱讼，属官有正、监、评，并有律博士员”；又《大唐六典》卷二一：“(晋)廷尉官属有律博士员……东晋、宋、齐并同。”知识群体与文吏群体在秦汉间的长久分立与冲突，在知识群体占有了优势之后，遂以律博士及其弟子员的形式，为政府行政所需之“明法”人才保留了一席之地，系一缕于不绝。

大致说来，汉代之丞相辟士四科，至东汉阳嘉新制时变为孝廉察举之儒生、文吏二科；后由黄琼之奏，又增孝悌及能从政而复为四科；曹魏文帝黄初中，复以儒生、文吏二科为称；至魏明帝太和中“贡士以经学为先”，最终又归结为经术一科了。选官标准上这种分科的变换，显然反映了儒生、文吏日趋融合，并由士大夫取代单纯的文吏的过程。但必须指出，魏晋以降孝廉之举虽已归于一科，可是这一科目反而又以“四科之贡”为称了。在汉代反而无此说法。

试看如下材料。《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初学记》卷二十引《赵穆别传》：“元康三年，太守羊伊以为四科之贡，宜尽国美”；《通典·礼六一·周丧察举议(晋)》：“乡闾之论，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晋书·孔坦传》记元帝策问台郎语：“郡今应举孝廉不?”又曰：“乡旧废四科之选，今何所依?”等等。《资治通鉴·魏纪》明帝景初元年胡三省注杜恕“必由四科”语：“即汉左雄所上，黄琼所增者也。”汉丞相辟士四科与左雄、黄琼四科有别，对此胡三省是清楚的。但据《汉旧仪》，丞相辟士四科之“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而上述《通典·周丧察举议》曰“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可见魏晋以来所言之“孝廉四科”，其内容乃采自丞相辟士四科。辟士四科与左、黄之四科名异实同。大约此时两种四科已不甚分辨；而辟士四科始于汉初，影响更大，孝廉一科遂采以为称了。对此曹魏王朝很可能有所申明，但史阙有间，无从查考了。魏晋南北朝时凡言“四科”，大抵是指孝廉察举(偶尔亦含秀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