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阳嘉新制（第5/7页）
尝后策孝廉，举茂才，拜徐令。
举孝廉而称“策”，显然是经过策试的。其事约质、桓之间。又《后汉书·文苑高彪传》：
后郡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
事在灵帝之时。又《全后汉文》卷七十载蔡邕答诏问语：
宰府孝廉，士之高选，不可求以虚名，但当察其真伪，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责三公；孝廉杂揉，试之以文……
查《后汉书·蔡邕传》，无“孝廉杂揉，试之以文”八字，而此八字恰可证明其时孝廉须经考试。“试之以文”之“文”，应兼经术文法而言。又《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
朱仓，字云卿，什邡人也……为郡功曹，每察孝廉，羞碌碌诣公府试，不就。
其时间不明，但应在阳嘉以后。又《三国志·魏书·华歆传》：
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
时在曹魏黄初之中，其议因华歆反对而罢。可知至此孝廉仍在试经。且从“三府议”以德行举则不当试经之论推测，似乎“孝悌”一科也是要试经的。至于“能从政者”一科，虽无直接材料，估计也要“试之以文”。总之，从左雄二科到黄琼“四科”，大致没有改变已经建立的考试制度。
五、“以文取人”
阳嘉新制的产生，标志着蕴含于察举制度之内的、与“以德取人”、“以能取人”并存的另一种因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制度化。这就是通过对某种专门知识的程式化测验，来决定官员录用资格。对这一因素，我们可以称为“以文取人”。
考试取人的思想，很久就已有其萌芽。《礼记·王制》：“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孔颖达正义曰：“论，谓考其德行道艺；辨，谓考问得其定也。”知“论辨”已隐含考试之意。
“以文取人”之“文”，所指的就是某种专门知识。这种知识是通过系统的教育训练而获得的。阳嘉新制考试经术笺奏，面向儒生文吏。而“文”首先可指“文学”、“文艺”。《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指文献典籍。(用杨伯峻说)又《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有隐于文艺者”，指写作知识。同时“文”又可以指“文法”，如文吏之“文”。《论衡·谢短》：“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文”为律令故事簿书笺奏之类。前引蔡邕“孝廉杂揉，试之以文”语，即以阳嘉新制为“试文”之制。又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二六“孝廉”条：
西都止从郡国奏举，未有试文之事；至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无异于后世科举之法矣!
他以为阳嘉行“试文”之法，孝廉科遂无异科举，虽嫌简单却不为无据。又《宋史·选举志》：
会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艺积于中，英华发于外。然则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
可见科举制之特点正是“以文取士”。阳嘉新制与科举制，考试内容虽异，考试之法则同，故徐氏将之联系起来加以认识。汉代察举，对儒生可因“德”而取，以“轨德立化”，对文吏可因“能”而取，以“优事理乱”。但儒生文吏所专长之知识分别为经术与文法，由此便又为考试选官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可能，并最终导致了阳嘉考试之制。
但汉代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和“以能取人”因素，同样有其制度化的形式与悠久传统；阳嘉新制的出现改变了不同因素的相对地位与比重，这就难免遭到时人基于不同立场的反对。《后汉纪·顺帝纪》记张衡对策之辞：
自初举孝廉，迄今二百岁矣，皆先孝行，行有余力，始及文法。辛卯诏以能宣章句、〔结〕奏案为限，虽有至孝，犹不应科，此弃本而就末。曾子长于孝，然实鲁钝，文学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观，内必有阙，则违选举孝廉之制矣!
张衡认为德行、文学、政事三个标准应先取德行，而阳嘉新制“宣章句、结奏案”的考试忽略了孝行，因而力加指责。甚至后人也不乏这种意见。《东汉会要》卷二六徐天麟称，孝廉实行“试文”之法之后，“则知当时虽以孝廉名科，而未尝责其孝行廉隅之实，是又失设科之本意也!”又《文献通考·选举七》马端临曰：“若孝廉则取其履行，而非资其议论也。今亦从而有试焉。则所谓孝廉者，若何而著之于篇乎!”“则知当时孝廉一科，滥吹特甚，于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无问其实行也!”
汉儒崇尚“经明行修”，也确实不乏能集德行与学问于一身者，但德行与学问毕竟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不同的取人标准。在家族生活中恪守孝悌之德行，并不就等于经过研习而精通了儒家之经典，虽然经典中包含着对孝道的精致阐释。所以选官中是着重于“经明”还是着重于“行修”，居然也会出现矛盾。进一步说，从社会分化与理性化的角度看，德行、经术、文法与政略之间既然存在着实质差异，那么相应地发展出不同程序分别地加以检验，便是一种进步的表观。“举孝廉二百岁皆先孝行”之语，未免有虚张声势之嫌。西汉孝廉二十余例，或以经术举，或以吏能举，只有刘茂“以筋力致养，孝行著于乡里”，然而他又习《礼》，教授数百人，才得举孝廉。至东汉行“试职”、“累功”之法，一度更有“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之事。所以孝廉之举“失设科之本意”，原不始于左雄改制。而左雄改制，也并非不及德行。《后汉纪·顺帝纪》：“诏郡国孝廉年四十已上，考德行，试其经奏。”是阳嘉新制原本也把“考德行”作为前提的。但经奏之试考察的是一项具体知识的水平，那么这一环节的制度化所导致的自身分量加重，就必然使德行要求的重要性为之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