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阳嘉新制（第4/7页）

三、等第与黜落

考试之法是否成立，应有相应标准，这就是程式化的考试内容、等第区分以及黜落之法。

太学射策有甲、乙、丙科之分及黜落之法。《汉书·儒林传》：“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又平帝时“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云”。《史记·张丞相列传》记匡衡从博士受《诗》，“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是曾被黜落八次。明经之举，与之略同。《后汉书·顺帝纪》：“以太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是此科亦有下第者。博士由太常选试。如伏恭、张玄以策试第一为博士，李封以策试第二为博士。《后汉书·朱浮传》：“旧事，策试博士，必广求详选，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举明经，唯贤是登。”既然“博举明经，唯贤是登”，自然有擢优黜劣之法。《北堂书钞》卷五六引《汉官仪》：“公府掾试博士者，拜郎中也。”此语又见《汉旧仪》。“试博士”，意思是“试于博士”，即由博士来考试他们。查《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三署郎官叙”：“公车特征贤良方正敦朴有道高节，公府掾曹试博士者，亦充兹位。其下第，白衣试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公府掾及白衣试于博士之下第者，拜为郎中。《书钞》引《汉官仪》及《汉旧仪》有脱略。《后汉书·戴凭传》：“郡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戴凭当即试于博士下第拜郎之一例。

贤良对策有等第之分。如公孙弘对策，太常奏居下第，而武帝擢为第一；盖宽饶及鲁丕均策在高第。但除言事激烈而开罪权贵者之极少特例之外(如王莽时之申屠刚)，似未见对策不中而不得除官者。

《说郛》三十五元人虞裕《谈撰》：“熙宁末，洛中有民耕于凤凰山下，获石碣，方广二尺余，乃妇人志其夫墓之文……文曰：汉进士曹禋墓志铭。君姓曹氏，名禋，字礼夫，世为洛阳人。二十八岁两策不举，卒于长安道中……”年代仅记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有人以此为西汉贤良赴长安对策不中之实例。(5)汉之察举确有称“举进士”者。《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注引《续汉书》：“察孝廉，举进士。”但墓志铭自曹操禁碑后方行于世，西汉不见。又“君姓曹氏，名禋，字礼夫”语与汉碑不类。汉碑一般作“君讳某，字某”，无“君姓某氏，名某，字某”之句式。此类句式北魏后所见渐多。如北魏《司马景妻孟氏墓志铭》：“夫人姓孟，字敬训”；北魏《鲁孔子庙碑》：“君姓李，字仲碇”；犹无“氏”字。唐《浪踪先生元真子张志和碑铭》：“玄真子，姓张氏，本名龟龄。”故曹禋墓志铭虽曰“汉进士”，其间疑有阙误，仍不宜视为汉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九云：“汉举贤良，自董仲舒以来，皆对策三道……当时未有黜落法，对策者皆被选，但有高下耳。”贤良对策有求言之意，故虽有等第以崇优异，但劣者仍不黜落，以示言路广开之意。如东汉皇甫规对策，讥刺权贵梁冀，遂被贬为下第，但仍不黜落，拜为郎中。

至于史书之试，有极具体的考试内容，既然是“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是有殿最之别，取最而黜殿。尚书郎笺奏之试，“每一郎阙则试五人”，是录取与黜落之比例为一比四。

这样看来，汉代考试取官诸途之中，除对策之外皆有黜落之法；至于等第区别，则是共同采用的。阳嘉孝廉察举新制，亦有黜落。《后汉书·左雄传》记阳嘉二年施行察举新制，“于是济阴太守胡广等十余人皆坐谬举免黜，唯汝南陈蕃、颍川李膺、下邳陈球等三十余人得拜郎中”。东汉和帝以后，孝廉以口为率每20万人举一人，年举孝廉约228人。(6)而这次察举仅仅录取30余人，则黜落人数之多，可想而知。《左雄传》又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至少阳嘉至永熹这十余年中，孝廉考试黜落之法是严格执行了的。

四、黄琼“四科”

阳嘉新制实行不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后汉书·黄琼传》：

琼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悌及能从政者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议举吏先试之于公府，又覆之于端门，后尚书张盛奏除此科。琼复上言：“覆试之作，将以澄洗清浊，覆实虚滥，不宜改革。”帝乃止。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顺帝汉安二年，据阳嘉初年约十二三年。自此孝廉一科遂明确采用“四科”之原则了。这并不改变以儒生、文吏二科取人的实质。但问题是，“孝悌”与“能从政者”二科是否也须经过经术笺奏之试，尚不得而知。但据黄琼“覆试之作，不宜改革”之语，那么考试之法应是保留下来了。《后汉书·循吏孟尝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