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8　因循守旧的西比勒（第2/4页）

他们带我们到那些地下室，让我们看美国人解放集中营的图片。看过之后，我自己坐在外面的草坪上，简直不明白阳光怎么还在普照大地。

我回家后告诉了母亲我所看到的一切，她只说了一句话；“你自己要去看这种事。”

大概就是那时，我父母开始了他们的那些演说，也可能是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那时。我在学校或在家讲过去的事情越多，我父亲就越暴躁：“该死的学校，往外扬家丑。事情没有那么糟。那六百万犹太人的事，那也是夸张。”

我父母读过欧根·科贡的《党卫军之国》，书中提到一名集中营的医生。我的父母似乎认识这位医生。据他们说，科贡在书中说这位医生在集中营的那天，其实他根本不在，而是在我们家为我的一个哥哥接生。这就是他们证明不仅科贡，而且所有人都在说谎所需的全部证据。

他们总是想将一切淡化。那些事情只不过是偶然发生的。他们没有罪恶感。对我最大的触动是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给我起名叫西比勒，首字母是“S”，加上我的教名的首字母，结果成了“SS”（与“党卫军”相同）。这是我父亲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冷冰冰的，毫无感情，却使我终生背着包袱。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玩儿的，每当我提起时，他们都说我缺乏幽默感。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争执越来越激烈。他们到底知道多少？他们为什么对此袖手旁观？这些问题一遍遍出现在眼前。

有时，尽管次数很少，通过一些迹象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什么都知道。有一次，父亲对我说起他们在艾斯莱本火车站待命的事。当时一列火车驶进，装牲口的车厢里塞满了人，他们大声嚷着：“让我们出去，他们要把我们拉到塞拉斯恩斯塔特去。”这时他明白了等待这些人的是什么命运。但是当我问他对此做了什么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大声嚷道：“你指望我做什么？当时家里有三个小孩，你说起来倒容易。”

从那以后，我让步了。我心想，这毫无意义。每次我们争论第三帝国的问题，总要扯上别的有关偏见的事，而这些偏见最终分析起来都与战争无关。犹太人和黑人是低人一等的民族，还有一长串他不能容忍的其他民族，如印第安人、希腊人、西班牙人。他总是理直气壮，从不退缩，无论在哪里，在附近的小酒店，还是当着陌生人，都一样。他还看不起所有与他不同的人。他蔑视所有胆小、不敢说心里话的人，即使他们听他诉说，而且表示同意。

他从不吝啬对人的蔑视。1967年，我与他一起游览地中海。那是我最后一次与父亲一起度假，最后一次试图与他一起分享欢乐。四百名旅客中有一半是聋哑人，这又引得他大发议论。我仍旧愚蠢地想和他讲道理。他打断我的话说，他宁肯要二百个聋哑人，而不要二百个黑人。对我认真说的话，他总是采取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总是断然拒绝接受。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我的想法不符合逻辑。一天晚上，我与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跳舞，还开玩笑说可以想象嫁给这样一个人，这导致父亲大发雷霆。但两天后我们在以色列靠岸，他对码头上一些穿军装的青年男女又十分热情。

一年以后的1968年，我们最后决裂了。我一夜之间变“红”了。在波恩，我爱上一个共产党人，他借给我一本恩斯特·菲舍尔的书。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开始明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很快便开始感到不安。当然，家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几周后，我收到父亲的一封信。我拒绝回家与父母共度圣诞节，他发火了。他在信上说，他不能理解我的极端自私，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为黑人和越南人操心，这些下等人迟早会从地球上消失得不留丝毫痕迹。他说，我对男人一无所知，他们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创造的东西从他们手中抢走。男人是有自尊的，而我恰恰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男人是什么样子。

母亲也在信上签了名，她完全同意。想想看，这一切是在战争结束将近二十五年后发生的，用的仍然是同样的语言，仍然是毫无变化的精神状态。

自那封信后，一切都结束了。我脱离了家庭，孤身一人，我的哥哥们也在背后伤害我。他们从不认为父亲的历史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就那场战争而言，很难就什么具体的事情指控他。完全出于偶然，似乎当时发生的所有可怕事件，他都不在场。这样他在否认自己的纳粹身份方面没有遇到问题。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当他好像有可能被征召入伍时，他给他的大儿子写了一封信，像是在立遗嘱，用的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血与火的语言。我一想到自己与写信人的关系，就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