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正派的安娜（第2/4页）

这次轮到我发问了，这是我向母亲提出的第一个真正的问题。你可以笑话我，要是你想的话，也可以不相信我，或者认为我智力迟钝，但这确实是我第一次提问，我问道：“妈妈，没什么事了？”母亲回答说：“你父亲被宣判无罪；他是无辜的，他从来都是无辜的。”

这些话和母亲的反应，就像是一个推进装置，将我送入了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我激动地甚至有些恼怒地问她，父亲为什么受审，他做了些什么，谁在控告他，为什么要控告他。不用说，母亲不会把一切都告诉我。她翻来覆去，讲了一些我不难明白的字眼儿：无耻啦、告发啦、政府恐怖主义啦，还有——请不要生气——犹太人。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提到这个字眼儿。我的父母从来不谈任何关于犹太人的事情，这是个在我们家从不存在的字眼儿。

这番谈话结束了我童年的幼稚和愚笨。我开始多疑，第一次感到父母有些事在瞒着我。

一个小时后，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回到家中。他们都有些醉了，人人得意洋洋，开怀大笑，拥抱我，亲吻我，我只觉得恶心。他们要来一桶啤酒，庆祝他时来运转。现在想起来，这一切太可怕了。我不认为我可以评判父亲，更不要说谴责他。我不想谈论他在战时的所作所为。或许他们恐吓他，向他施加压力。谁知道换了我，当时会做些什么呢？但为什么现在要庆祝？为什么高兴得就像家乡球队大获全胜一样？这是我生命中最糟的一个晚上，我这样讲一点儿也不夸张。今天想起来就更糟，因为我知道了父亲受审的原因。

几天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父亲继续上班，母亲继续操持家务，我继续上学。但我一心想要揭破他们的秘密。父母亲当然不会告诉我任何事情。我只是不明白邻居、同学甚至一些老师的议论、暗示和冷嘲热讽。毕竟，我认为父亲在战时像其他人一样是个士兵，但两星期后，我知道得更清楚了一些。

今天，这些事讲起来很轻松，而且令人同情。我同我丈夫不知讲了多少回。但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毫无疑问，对我来说，就是发现了父亲曾经担任集中营守卫队的头目。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又怎么样呢？你认为我的发现会改变什么吗？我是否应当离家出走？或匿名控告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欺骗他们的子女？他们哺育了我，给我衣食。圣诞节时，我会看到圣诞树和礼物。我对我的孩子，或许也不过如此。父亲是杀人犯，这算怎么回事。我的生活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我们也不是什么英雄。

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师，年纪稍长于其他老师，而且和蔼、友善。无论我们在课堂上做什么，他从不发火，我们一向对他不很在意。一天放学后，同学们大都离去了，他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对我说：“安娜，如果你想同什么人谈谈，尤其是关于你父亲的事，你可以来找我。我会尽力帮助你。”

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些。仅仅几天后，我就把他当成了自己的保护人。他请我去他家里。这事本身就不寻常。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知道，我从没有提过这样的要求。第二天我去了他家，转天和接下来的一天又去了。我现在仍然同他保持联系。他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岁了。我们从没谈起过我父亲。他是那种老祖父似的人，或许还像父亲。他是那么地单纯、可靠。从他嘴里说出的一切都是对的。我相信他说的每一个字，就像对待我的医生那样对待他的忠告。

他对我讲了些什么？他又能讲些什么呢？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傻得从没听说过集中营的恐怖，天真得相信父母讲的一切。最初的震惊来自我发现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第二次震惊来自我发现了父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我知道曾有过集中营，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些都是老师讲的，但老师还讲童话，像《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在学校里读到十字军，再大些读到法国大革命，后来又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毒气室。但看在上帝的份上，有谁告诉过我们，我们自己的父母也卷了进去？或者有成千上万人死于法国大革命？是的，我记得历史老师在课堂上疾言厉色地讲述罗伯斯庇尔的暴行。但谁能相信，隔壁的面包师，或学校的英语老师，或在校门口指挥交通的警察，或发放护照的官员，通通参与过战争时期的大屠杀？这其中还有自己的父亲！

历史课和其他人的千言万语，讲的都是以往的事情。而我们这些孩子，穿着洁净的短裙，戴着美丽的发带，多么可爱，多么快活。星期天，父亲将我驮在肩上，去林间漫步。父母和我玩传球，谁将球掉在地上就得受罚。糊里糊涂、无忧无虑的昨天，单纯、正直得近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