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3/8页）

他摇摇头，问道：“顺便问一句，你在坎大哈要见一个德国医生，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得恨不得踢自己一脚。也许是河水太冷，把脑袋都冻得不转了吧，但是话已出口，无可挽回了。努尔结结巴巴地说：“反正，我就是知道。”

阿富汗人和美国人相处有一个规矩，为了不让对方难堪，大家都避而不谈间谍的话题，比如说他们那边的努尔・木哈姆德和我们这边的理查德森。努尔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发现了我在坎大哈的任务之一就是去探访奥托・史迪格里茨，又不小心被我知道了，这固然是他的闪失；他本来应该把嘴巴闭得紧一点。但是，他一旦说漏了嘴，我也不应该追问下去。这样我一来对好朋友出言不逊，二来也羞辱了一个好间谍。我感到十分抱歉。

他很快镇定下来，说道：“再走出去几英里，如果我们能走出这条河的话，你会看到我父亲和沙・汗建造的桥梁。你也许会笑话它，但是这座桥已经用了三十多年了。”

最后，终于来了一辆卡车，人们叫喊着，拿着绳子跳进了河流，把它系在了我们的车前轴上。他们总算把我们救出了这条河，还不愿意拿报酬。我们给递上香烟，这下子他们倒是很感激地接受了，还满脸笑容地安慰我们说，南边的那些河流不会给我们再找麻烦了。“但是再过两个礼拜。呜！呜！到处都发洪水！六七天工夫，道路就都给冲没了。”

我们又重新上路之后，努尔·木哈姆德说：“所以，米勒大人，如果我对你说我们有阿富汗人自己的做事方法，请别以为是我顽固不化。只是这样做真的有效罢了。”

“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争辩道，“如果你们阿富汗老是用外人没法弄明白的独特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你们以此为借口无所作为，那么俄国人就会趁虚而入，帮你们解决问题。”

“我们已经卷入了这场斗争，你和我都是，”努尔表示同意，“希望我们在俄国人越俎代庖之前就能完成这个转变。”

“我们政府的政策正是要帮助你们。”我说。

“但是请您理解一点，米勒大人。我们很快就要到坎大哈，您将要对纳兹鲁拉形成自己的看法。我向您保证，他跟咱们站在同样的立场之上。他比你我二人更加理解这些事情。请不要一开始就惹恼他。如果跟他这样的人闹僵了的话，我们会失去整个阿富汗。”

“我可不想惹恼他，”我坚定地说，“我想找出他妻子的下落。”

“我也一样，”努尔向我保证，“但是得用阿富汗人的方式做。”

我想说句刻薄的话，这时努尔已经把车停在了他父亲和沙・汗修建的那座桥边，桥下是一条比较小的河流，本来德国人还想过段时间来修桥的。这座呆头呆脑的桥看上去仿佛是在破旧的游乐园里的一架过山车。桥是木头做的，毫无欧洲人的审美趣味，但是显得很结实，一百年都不会倒。我暗自想道：如果德国教授设计出这样的桥梁，欧洲人会在勃兰登堡门那里把他吊死。

“秘诀就是，”努尔对我解释道，“在通向桥梁的道路上修一些大斜坡。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吗？”

“不太明白。”我回答说。

他用食指在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画了一个桥梁示意图，连着一条陡然矮下去的平路，这条路遇到桥梁的地方又抬高，穿过去之后在另一边又矮了下去。努尔的示意图显示出一个锯齿状的大写字母W。“你也许管它叫阿富汗式桥梁。它对河水说，我想穿过去，但是我知道不能让你受苦。所以如果你的河水要泛滥奔腾，请向下，流到道路的矮坡上，别碍我的事。其他时候我也不碍你的事。是挺蠢的，但行之有效。”

我迟疑地问道：“但是洪水的时候就不能走那条路了？”

“当然不能，”努尔说，“但是如果你让河水顺其自然地流淌，一年只有一两次会淹没道路。有谁会整年离不开一条路呢？也许让路歇歇也是好事。”

虽然对于这种避重就轻的回答，我想出了六种巧妙的回敬方法，但最终还是忍住了，因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德国人妄图驾驭的这条河流把我的屁股都浸湿了；而经过阿富汗人那座用巧劲儿修的桥时，我的屁股还是干的。而且五十多年来，一向如此。我闭紧了嘴巴。

我们正待整装出发，一辆卡车从加兹尼城方向沿路开了过来，车上有一队奇特的人，穿着色彩鲜艳活泼的服装，长长的黑发就像古希腊的杂役：前面是厚重的黑色发卷，剩余的头发垂及肩部。他们的面孔好似鹰隼，比一般的阿富汗人显得苍白一些。他们长相英俊，但其中有一个我认为还不到二十岁的少年长相特别俊美。起初我不确定那是个男孩，卡车通过大桥的时候我一定是盯着他看来着，因为他用普什图语嚷了一句粗俗不堪的话，惹得卡车上的同伴们为他的傲慢喝起彩来。为表答谢，他像姑娘一样做了一个优美动作，但是他听到我用普什图语嚷了一句同样猥亵的话时吓了一跳。他哈哈大笑，把头摆来摆去，让长头发在阳光里闪闪发光，然后他用优美的手臂懒洋洋指着我嚷道：“我知道这些弗兰基想要什么，可他别想。”卡车上的男人们又一次为这位独一无二的成员喝起彩来，然后继续赶往坎大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