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

我们(我们这些生还的人)是否能够理解,并让他人理解我们的经历?我们常说的“理解”,意思等同于“简化”——如果没有广泛而深刻的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变成无穷无尽、无法定义的一团混沌,让我们无法指引方向,做出决策。总之,我们被迫将已知的世界概括为一个纲要模型——在进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为自己打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工具。这些工具是人类特有的财富——语言和概念化的思想。

我们也倾向于简化历史,但整理历史事件的内在模式并非总是只有单一而明确的模式,所以不同的历史学家理解和建构历史的方法并不相互一致。然而,可能因为我们本是社交动物,那种“我们”和“他们”泾渭分明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这种行为模式,这种敌/友二分性,胜过了其他所有模式。通俗历史以及学校中所教授的历史,被这种二元论的趋势所影响,非黑即白,简单直接——它易于把人类历史的长河引向冲突,把冲突引向斗争——我们和他们,希腊人和斯巴达人,罗马人和迦太基人。正因为如此,观赏运动才实现如此成功的流行,如足球、棒球和拳击:两队运动员(或两名选手)进行对抗,服装鲜明,易于辨认。而等到比赛结束时,总会有被征服者和胜利者。要是比赛结果是平局,观众就会有上当和失望的感觉。在潜意识中,观众们或多或少希望有胜者和输者,从而相应地分出好人和坏人,因为好人必将胜利,否则这世界就要被颠覆了。

对简化的渴望无可非议,但简化本身却并不总是如此。只要你把简化看作是一种等待检验的假设,那么它就是有用的,但不要错把简化等同为现实。大部分历史和自然现象并不简单,或者并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简单。而且,集中营里的关系网络也不简单,不能简单地概括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两个阵营。当今阅读(或书写)集中营历史的人都会显露出一种倾向(事实上,一种需要)去区分邪恶和善良,以便去支持其中的一方,好像救世主在审判日的地位——这边是信徒,那边是恶棍。年轻人们首先要求明确,直截了当;他们对世界的经验不足,不喜欢模棱两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期待正像刚刚进入集中营的囚犯一样,无论青年还是老人,所有的囚犯,除了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之外,都期待发现一个可怕但可以理解的世界,符合我们自人类远祖时便内化于心的简单模型——“我们”在内,敌人在外,有着一条明确定义的地理战线。

恰恰相反,那些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不可避免地感到震惊。他们所突然坠入的这个世界是可怕的,没错,但同样不可理解,不符合任何简化模型。敌人在四面八方,也在内部,而“我们”迷失了它的限度;相互对抗的派别不仅是两个;人们不能发现一条(唯一的)战线,而是许多,可能无数条混乱的战线,横亘在相互之间。进入集中营的人希望至少这些不幸的人能团结起来,但在集中营里,除非特殊情况,毫无结交盟友的希望。相反,这里只有成千上万自我封闭的“单体生物”,而在他们当中,只有无望的隐藏和不断的挣扎。在进入集中营后的几个小时内,这个突兀的新发现就变得如此显而易见。新来的囚犯在寻求盟友时,往往马上遭致集中的侵犯。现实是如此残酷,以致立刻导致人们抵抗能力的崩溃。对许多人来说,这是致命的、间接的,甚至直接的——毫无准备下的打击是难以防卫的。

这种侵犯可以表现为多种方式。别忘了,集中营系统从出现起(同时,纳粹主义势力恰好在德国开始抬头),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粉碎敌人的抵抗能力——对于集中营管理者来说,新来的囚犯被视为敌人,不管他身上带着什么样的标签,必须马上打倒以免成为组织抵抗的榜样和源头。在这件事上,党卫军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从这个角度,必然可以解释迎接新囚犯的整套“邪恶仪式”,尽管每个集中营的做法大同小异:马上遭到拳打脚踢,往往是在脸上;伴着真正(或伪装的)的狂怒,吼出一连串命令;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剃光头发;穿上破布制成的囚服。很难说所有这些细节是由专家设计,还是根据经验安排的完美程序,但它们肯定是有意的,而非随意为之——因为这就像是一场演出,这是相当显而易见的。

然而,这套“进入仪式”以及由它所导致的道德崩溃,多多少少是由集中营世界的其他组成部分——普通囚犯和特权囚犯——所煽动的。一个新来者很少被接纳,我并不是说作为朋友,而仅仅是作为普通难友;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老资格(三四个月就算是老资格了,彻底转变是非常快的!)表现出激怒,甚至敌意。人们嫉妒“新来的”(德语称为“Zugang”,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德语中,这是一个抽象的管理名词,意味着“进入”、“进来”),因为他似乎仍旧带着一点家的味道。这是一种荒唐的嫉妒,因为事实上,进入集中营的头几天所遭受的痛苦要远远大于以后的日子。在集中营里,随着岁月流逝,囚犯不仅适应了环境,也积累了经验,从而能为自己打造一个庇护所。但在第一天,他被人们取笑,成为各种残忍恶作剧的对象,就像所有团体对待“新人”或“菜鸟”一样,或像原始人类加入部落所举行的仪式——无疑,在集中营里存在着退化,引导人们归于原始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