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The Gray Zone 灰色地带（第4/13页）

权力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组织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这些权力或来自篡夺，或被权威所赋予，或由下层人民所抬举，或依靠功勋、集体的团结、鲜血和地位而被指派。作为群体动物，一定程度的人对人的支配可能铭刻在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里。没有证据证明权力本质上对集体有害。但是，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些兼职囚犯来说，即使只是个小头目，像劳动队长，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无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的暴行被强加了一个下限——要是他们管教其他囚犯时被证明不够残忍，那么他们就会被免职或受到惩罚，但没有上限。换句话说，如果他们需要惩罚其他囚犯，有时是因为一些过错，而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动机，他们可以放手实施最狠毒的暴行。在1943年年底之前，一个“卡波”将囚犯殴打致死，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处罚是常见的事情。只是后来，当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时，德军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允许“卡波”虐待囚犯，但不能永久性地伤害他们的工作能力。但那个时候，这些不法行为已经形成习惯，而这个规定并不总被“卡波”所遵守。

因此，集中营复制了极权政体的等级结构，尽管规模较小，但特点更加鲜明，在它的内部，所有的权力自上向下委任，而下层对权力的控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几乎”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从未存在真正“极权”的政体。从未缺少过一些形式的抵抗，对于暴政的纠正，即使在第三帝国和斯大林的苏联——在这两个国家里，公众的意见、法律、外国的压力、宗教、对于公正和人性的追求，都让只有十几、二十几年历史的暴政难以立足，并或多或少地充当刹车的作用。只有在集中营里，下层阶级对权力的约束不复存在，使这些小吏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理解，对于那些贪婪地追求权力的人来说，这样巨大的权力拥有压倒性的吸引力，即使对于那些对权力并不过分热心的人来说，也会被职务带来的许多物质好处所诱惑，之后则不可避免地迷陷于这任由他们摆布的巨大权力之中。

哪些人可以成为“卡波”？这是另一个必须要澄清的问题。首先，集中营指挥官及其代表（往往是优秀的心理医生）会从监狱中挑选普通罪犯，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合作者。对这些罪犯来说，作为施刑者的生涯要比牢狱生活好得多。其次，是在五到十年的痛苦折磨中信仰崩溃，或者无论如何，具备脆弱的道德观的政治犯。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把集中营当局提供的职务看作是逃脱“最终方案”唯一可能的途径。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像我们所说的，同时也是权力狂、虐待狂。当然，这样的人并不很多，但非常可怕，因为对他们而言，在获得特权职位的同时，也就获得了向下层囚犯施加折磨和羞辱的机会。那些遭受挫折的人也寻求权力，这也是集中营这个微观世界从极权社会的宏观环境中所复制的一个特征——在这两个环境中，权力往往不是按功绩和能力来分配，而是分配给那些愿意向他们的主子歌功颂德的人，借此获得原本无法取得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最后，在被压迫者中，一些人也在寻求权力。他们已被他们的压迫者所污染，并不自觉地奋力向他们看齐。

这种模仿、认同感或仿效，或者说，压迫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变换，已经引发了许多讨论。真实的和虚构的，令人不安的和平庸的，激进的和愚蠢的——各种各样的说法都被表达过——这不是一片处女地，恰恰相反，这片土地已经被深深地耕犁过，被践踏，被撕裂。电影导演莉莉安娜·卡瓦尼（Liliana Cavani），在被要求就她的一部美丽而虚伪的电影简短发表看法时说道：“我们都是受害者或凶手，而我们自愿地接受这些角色。只有萨德（Sade）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真正了解这件事。”她还表示相信“在每个环境中，在每段人际关系里，都存在着受害者与施刑人的动态关系。这种关系或多或少地被明确表现出来，并往往存在于潜意识层面中”。

我不是一个潜意识和思想深度的专家，但我的确知道很少有人在这个学术范围内能够成为专家，而这极少数人都是最小心谨慎的。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否也潜藏着一个杀人凶手，但我的确知道，我是一个无罪的受害者，我不是凶手。我知道这些凶手存在过，不仅在德国，而且仍然存在，有些已经金盆洗手，有些仍然活跃着，把他们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一种道德疾病，一种美学上的故弄玄虚，一种同谋的邪恶信号；而首先，这是向否认事实者（有意或无意）贡献的一份珍贵的服务。我知道，在集中营里，或者更广泛地说，在人类的舞台上，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单一的事例难以证明什么。尽管我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并重申：把杀人凶手同受害者相混淆，是从根本上蒙蔽我们对于公正的需要。对此，我还有几句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