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送女留学（第3/10页）

查理关心的是怎么把霭龄送到佐治亚州。步惠廉说，他们全家第二年5月要回国休假，霭龄可以跟他们一起走。

霭龄开始计算出行的日期了。当漫山遍野的冬色逐渐退去，春天姗姗而来的时候，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步惠廉计划带着全家人于5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查理也给霭龄定了这条船的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给霭龄买了一本护照。这本护照与查理1895年买的那本一模一样。他声称自己出生在澳门，因此按照父母的国籍，霭龄也算是葡萄牙公民。这在当时是常见的，也花不了几个钱。查理希望这至少能在名义上给女儿提供一些保护。

乘船启程的那天，伯克夫人的身体并不是太好。她患伤寒刚刚痊愈，身体非常虚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起登上了“维多利亚”号小艇，沿着黄浦江行进约一个半小时，到达位于长江的深水码头。霭龄跟伯克夫人以及与她的小儿子同在“高丽”号的一间特等舱里，步惠廉和另外三个大点儿的儿子在另一间特等舱里。

宋家人只在虹口的家门口跟霭龄道别，没有一起送她上船。只有查理一人带她到码头，然后一起坐上小艇。“高丽”号十分敞亮，它的注册地是美国，船主也是美国人。作为20世纪初西方智慧的象征，“高丽”号可谓是一座反差强烈的水上宫殿：它的船舱里载有538箱气味浓烈的鸦片，甲板上则坐着一群刚刚培训完毕的传教士。在这个闷热的5月里，他们浑身上下大汗淋漓，手里抓着《圣经》，身体却热得不停地扭来扭去。他们眼睁睁看着查理坐着小艇离开了“高丽”号。

查理挥手告别的时候，霭龄抑制住了自己的情感。再次见面要等到两年之后了。她站在游步甲板上望着父亲渐渐远去。此时的她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头顶和辫梢各扎了一个黑丝绸做成的蝴蝶结。要不是因为自己是个女孩子，再加上母亲的一再要求，她才不会扎什么蝴蝶结呢。她身穿一套西式女装，这是上海的一位名叫J. W.克兰的监理会教徒为她缝制的。此时，西方的地平线上正传来隆隆的暴风雨声。直到最后，她才拿出了一条手绢。一直站在她身旁的步惠廉意识到，霭龄哭了。

对坐在头等舱里的乘客们来说，去日本那三天的航程可谓平安无事。霭龄是头等舱里唯一的一个东方人。但就在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坐在统舱里的一位中国人生病死了，船上的大夫说是死于急性肺炎。然而，在神户登上“高丽”号的日本检疫人员却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黑死病症状。

日本人被黑死病吓得要命。他们要求“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消毒一遍，船上的每个乘客也都要上岸，浸在一种药力强劲的药水里“洗个澡”。生病的伯克夫人也不能例外。

步惠廉提出抗议，他的太太是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体力还没有完全恢复。然而，跟那些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第二天，伯克夫人跟其他人一样穿上旧衣服，步履蹒跚地来到检疫站的浴室。在这里，男女被分成两拨，然后被带到里面。浴室里摆着一个个盛满药水的木盆，乘客们脱下衣服，站在盆里，有人便开始把热乎乎的药水浇到他们身上。等待衣服消毒的时候，他们每人被发了一套棉布和服穿在身上。等到返回船上，伯克夫人开始发起了高烧。

在神户待了10天后，“高丽”号终于再次起航，前往横滨。此时的伯克夫人已经病得不能动弹。心急如焚的步惠廉赶忙联系带她上岸，到横滨综合医院进行抢救。他先坐着马拉救护车把伯克夫人送到医院，然后又回来接他的孩子们。他们无法继续前行了，至少目前如此。

步惠廉向霭龄解释了当下面临的情况。霭龄必须要准时到达梅肯，她要赶上秋季学期的课程，步惠廉不想耽误她的学业。霭龄说她愿意自己一个人去。同船的还有一对监理会传教士夫妇，他们跟步惠廉是朋友，答应帮他照看霭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步惠廉又回到医院，跟孩子们一起照顾伯克夫人。

霭龄不知道的是，就在她离开日本几天后，伯克夫人走完了她与病魔斗争的道路。1904年6月30日，在她39岁生日刚过去一个月后，伯克夫人离开了人世。步惠廉和孩子们把她葬在了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仍然在驶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后来，霭龄曾难过地跟步惠廉提到，那时候她感到非常孤独，便到下面的船舱里去找那对传教士夫妇。快到他们舱门口的时候，霭龄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离开这样一个地方真的是一种解脱，”那位女士说道，“我真是烦透了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那些可恶的日本佬。真希望能在家里多待些时间再见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