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财务总管（第3/5页）

达勒姆之行结束后，查理又乘火车北上纽约，消失在大家的视野之中。他与那里的美籍华人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募捐经费的事情还是谨慎为妙。他就像一条在浑浊的河水里游荡的大鲤鱼，除了水面偶尔泛起的浪花表明他来过之外，再无其他痕迹。

在纽约，他的连襟温秉忠已经给他铺平了道路。温秉忠在革命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表面上，他是慈禧太后信赖的教育顾问，实际上他却有着双重身份。跟他的连襟牛尚周一样，他也为宋查理敞开了大门，进一步说，是为反对朝廷的共和派敞开了大门。温秉忠和牛尚周都是上海政府中的权势人物，他们占据着令人羡慕的职位，就像资助西班牙政府的富格尔和韦尔泽等德国银行业家族一样，在纽约，温秉忠为查理打开了金融界的大门，把他介绍给各位华人社区领袖和华人银行家。

返回上海后，查理向同盟会的财务部上交了200多万美元的资金。这个数字得到过很多资料的确认，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施肇基1936年在杜克大学的演讲中也提到了这个数据。可以肯定，其中的一部分是由很多人捐赠的，但种种迹象表明，最大的一部分应该是从他的老朋友兼恩人朱利安·卡尔那里得到的。

由于1905—1906年在美国的筹款活动取得成功，宋查理被任命为同盟会财务总管。以前他只是兼任这方面的工作，而现在已经正式负责革命活动的经费保障了。此外，他还继续担任孙文在上海同盟会总部的执行秘书，用自己口袋里的钱供给孙文的个人花销，主要是确保在任何情况下孙文的革命活动都不能中断。

自1907年起，在清政府持续的外交压力之下，孙文不停地从一个国家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他的行踪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流亡者的生活是艰难的，但他总能受到女人们的热烈追捧，每到一处都有女士设酒宴招待他。他擅长燃起那些离开祖国多年的人们的激情。很长一段时间里，孙文获准可以在日本自由活动。但是，由于到日本的中国激进分子越来越多，到了1907年，日本政府渐渐感到不安，于是便给了孙文一笔钱，礼貌地请他离开日本。于是，他便去了印度支那，在河内和西贡的大型华人社区继续谋划革命。他得到了同情革命的法国殖民当局的支持。法国殖民当局通过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获取了丰厚的利润，此外，它还与上海法租界的秘密会社保持着利益关系。在红河和湄公河的上游活动着多支中法混合军队，主要从事货物走私，并从当地山民部落手中收购生鸦片。

孙文觉得，可以利用这些贩卖鸦片的私人武装去骚扰清廷防御薄弱的边境地区，说不定还能在广西或云南夺取一席之地。他在河内的支持者也慷慨地表示愿意把这些“军队”交给他来指挥，他接受了。经过一系列小规模的进攻，孙文借来的这支军队占领了一片地区，但缓过神来的清军很快便发起反击。孙文的部队抢了一辆火车逃回法国人的地盘。但清军依然穷追不舍，结果在中国和法国之间引起了一场国际纠纷。虽然清政府明显是受害一方，但最终的结果还是跟以前大多数这样的纠纷一样，以中国向法国赔款了事。作为回报，法国答应清政府，将逼迫孙文离开河内。孙文只好去了新加坡，随后又到了曼谷。在曼谷，他很快就把一个人数众多的华人社区给鼓动了起来。惊慌失措的美国驻曼谷大使汉密尔顿·金于1908年12月15日给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伊莱休·鲁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长期淹没在美国国务院的档案馆里，因其内容颇能反映出孙文那复杂的性格和变通的手段，因此很值得重视：

他到达这里之后，一直不动声色地进行他的工作。然而，无论是当地的中文、暹罗文，还是英文报纸都立即公开发表与中国革命和革命者有关的文章，文中还提到了孙文的名字，提到了他正在从事的工作，并回顾了他来暹罗前的革命经历。他们提醒与清政府友好的暹罗政府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于是政府便派警察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及时汇报他在聚会时的讲话内容。

12月4日，曼谷市市长和警察局局长找孙逸仙前去谈话。他们首先称赞孙逸仙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接着告诉他，他的到来让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中国佬”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因此，考虑到暹罗的特殊情况，曼谷当局要求他在三天之内离开曼谷。孙逸仙闻此大为惊讶，随后声称时间太过仓促，他希望能够宽限几天，以便能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当问到需要几天时，孙逸仙跟他们讲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曼谷方面督促他尽快离开，他平静地回答说，在正式回复之前，他得去见见他的大使。当他们问他的大使是谁时，孙逸仙没有回答，而是礼貌地起身告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