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庆典（第2/2页）

雅各宾党人这么痛恨教会，居然会做出这番表白。在庆典这个问题上，革命党的官员承认他们与拘谨、反动的天主教站在同一阵线。雅各宾党在一般政治意义上是“革命分子”，但谈到感官层次和容易失控的集体欢愉，他们又变回高压政权。历史学家玛德琳·格特沃思（Madelyn Gutwirth）认为，他们就像欧里庇得斯戏剧中打击酒神的伴侣的底比斯王：“革命分子……在他们道德外衣底下，却和苛刻的彭透斯如此相像。”[26]

虽然官方革命庆典的根本目的是打压传统，但这些主事者并非一丘之貉。事实上，这类活动变化非常多，除了强调爱国和团结外，他们的政治或哲学立场并不相同，各自代表不同的派系阵营。保守派的庆典强调法律与秩序，无神论者进行的是“理性的庆典”，雅各宾的节庆充满教诲意义，旨在鼓励公民美德。就大众娱乐的角度来看，这些庆典有的冗长乏味，有的欢欣鼓舞。在群众要求下，官方于1790年举行庆典，以纪念一年前7月14日众人攻占巴士底监狱。此次活动盛况空前，被誉为首次“联合庆典”。

虽然如此，这次巴士底之役纪念活动，革命政权是在不情愿下举办的，因为他们害怕群众聚集会导致突发的暴力冲突。“经营革命事业，”法国大革命其中一名领袖米拉波（Mirabeau）警告他的伙伴，“困难的不是如何发起，而是随时保持战果。”[27]因此，官方规划联合庆典的目的是要“封存”革命，终止这项混乱的群众行为。在巴黎的主要庆祝活动中，主办单位拒绝自认为不合宜、可能会造成动乱的提案，不让女性参加，还试图限制庆典的多样性，只剩下冗长乏味的阅兵仪式。

但参加者还是冲破官方的限制，好几千人跑到巴黎朝圣，当中包括各阶层的人，不管是穿着丝绸的中产阶级淑女还是普通的工人，大家都在战神广场（Champs de Mars）同心协力准备庆典。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这才是手足之情，众人融合在一起，人我之分都消弭了。”[28]和谐、热情的精神遍及整个国家。革命派领袖卡米尔·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非常惊讶，7月14日巴黎的官方游行活动持续了两小时之久。不只如此，游行之后的数日，民众自发办起嘉年华派对，一起跳舞，演起讽刺剧。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描述了在圣昂戴奥（Saint-Andéol）的庆典：

人们奔向彼此的怀中，手拉着手跳着法兰多拉舞（farandole）。每个人都热情投入，没有例外。这股风潮传遍了镇上，深入田野，穿过阿尔代什省（Ardèche），通往罗讷河畔（Rhône）的草原。风吹拂过街上，桌子一张张就位，食物也准备好了，所有人在晚上都聚集在一起，参加这场爱的盛宴，赞美上帝。[29]

有些人批评米什莱美化了革命，至少有一点他是对的，1790年夏季这几天的庆典中，“没有人只是站在旁边看，人人都参与了”。[30]食物和酒取之不尽，大城小巷都有人在跳舞，连田野间都有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刻，展现了无穷的生命力。

在庆典的光谱上，最无趣的那一头是1794年的“至高无上者庆典”（Festival of the Supreme Being），主办人是雅各宾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目的是要对抗无神论者的“理性庆典”（Festival of Reason）。这场游行过程冗长，由衣裳华丽的罗伯斯庇尔带头，游行队伍中有孩童、抱着婴儿的母亲，参加者绝不能穿上象征无产阶级的无套裤。在其他城市的游行队伍中，各行各业的人带着工具出现。游行花车上有真人演员（tableaux vivants）进行政令倡导，比如何谓理想的法国家庭。有人唱着爱国歌曲，还有人发射礼炮。罗伯斯庇尔发表了三场冗长的演说，引起群众抱怨和讪笑。奥祖夫强调，整个活动完全没机会让个人发挥创意：“活动中，各式各样的规定都有，巨细靡遗……小女孩的头发怎么整理，给她们的花束样式，花纹勋章要别在哪里，都有规范……”[31]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庆典多彩多姿，有时政治立场还互相冲突，它们不只是政治派系的宣传活动，同时也是传播各样讯息的媒体。十八世纪末没有电视、收音机，只有尚未成熟的报纸（刊出的演讲稿倒是很受欢迎），要大量地传达讯息，就要在户外聚集人群，对着他们演说，现场还要有象征性的符号（例如代表自由和理性的女神），居间穿插振奋人心的音乐。法国大革命期间各种活动的元素，像是游行、列队、音乐、演说，都继续沿用到后来的爱国集会跟庆典，即使在强大的电子媒体时代，它们依旧是应景的内容。无论是罗马或纽伦堡的法西斯大会，或是2002年英国女王登基五十周年，甚至某个美国小镇民众庆祝国庆节，都是取材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官方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