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法西斯集会（第2/3页）

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的起义群众还算温和（即使他们是民主先驱），但他们的行动如浪潮，震惊了所有欧洲宫廷和庄园。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多数饿着肚子，只想要点面包，结果就成功推翻了波旁王朝。业余的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回顾十九世纪末期后，他认为，群众发起革命的理由，例如争取食物或讨厌旧政权，都不是理性的。他们单纯就是疯了，因为群众的本质就是疯狂。个人一进入人群，“就进入特殊状态，就像被催眠一样，在催眠师的操作下，感受到奇妙的感觉”。在当下，大脑就会“麻痹”，“人开始无意识地行动，成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奴隶”。[13]现场集合的不是“众人”，而是一堆神经组织，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原始”的了。

勒庞1895年的著作《乌合之众》成为历久不衰的社会科学畅销书，他并没有见证革命，也没有参考任何历史学家或目击者的说法，但他的描述仿佛就像站在阳台上观看一样。他的书充斥着我们今日会直接当成歧视的论断，举例来说，他认为群众“像女人一样”不理性，容易走向极端。[14]他也不认同低下阶级发动的热血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争取的平等以及各种形式的民主。他写道，同时代的那些群众，纯粹只是“想要彻底毁了现存的社会而已”。[15]尽管如此，这些意见并无损勒庞的权威，反而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弗洛伊德对集体行为的看法都传承自勒庞。

因此，知识分子对群众的既定看法都非常相似。无论是衷心地在纽伦堡为希特勒欢呼，或为了面包在法国发起革命，都和殖民地“野人”的狂热仪式没两样。早期的传教士认为，狂喜的“野人”是被恶魔附身了。后来心理学家说，群众中的个体都被“去个人化”了，退化成幼稚的状态，完全凭感觉，极容易被牵着走。恶魔不是不流行了，只是多了科学的解释。弗洛伊德年轻时在巴黎观察街上的群众，他写道：“我相信他们被一千个恶魔附身了……他们是一群有精神流行病的人，历史上的暴乱都有相同问题。”[16]作为个人，我们都是理性且文明的人，但如果聚在一起，原始的恶魔就来搅和了。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导致犹太人大屠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带来恐怖统治。它们连同北美的莫霍克族（Mohawk）战舞、大洋洲土著的成年礼仪式，一起被归为狂野、有杀人倾向的一类。

和嘉年华、狄俄尼索斯的祭典相比，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集会也是一种集体欢愉吗？人们聚会、举行仪式和庆典，一同追求超越、放下自我的体验，是否会失控出现暴力行为，让整个活动走调呢？

我们先从一个重要的区别谈起。大型的法西斯集会并不是庆典或狂喜仪式，它们是由一小群领导者规划的党代表大会，是为了教化众人。这类政治集会有段庄严的历史，它至少可以回溯到罗马帝国，领导者借着圆型运动场（circus）和雄壮威武的游行来提升公民的忠诚度。中世纪天主教教会利用多彩多姿的庆典和游行活动达到同样效果，由穿着华丽的教会官员带头，众人抬着圣人的塑像游街绕行。在大型的集会中，行进队伍会带着一些引人注目的物品，罗马人则是带着铐上锁链的囚犯和牢笼里奇异的野兽，但那些只是装饰，整个活动要传达的核心讯息，是成千上万的人同时聚在一起。到了电视时代，播报员也会慎重地提醒我们，上亿人都在观看足球比赛或颁奖典礼。

纽伦堡中，德国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记下了游行的过程，片中所呈现的气氛，明显不是庆典。片中大多数的“动作场面”都是穿着制服的男人列队穿越街道和公共场所。一般民众的画面也不少，穿着传统服饰的女人快速经过，上千名国营事业的员工穿着制服编组行进，铲子则放在肩上像扛步枪一样。其他的场景多半在晚上，高官排成长长的一列，轮番演说，伴着大量的音乐，不过大部分都是行进曲。这就是整部影片的内容，虽然我们不确定那是否算得上是一部“电影”。如同许多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集会一样，纽伦堡大会唯一展示的是军队，它是唯一合法的集会游行。

将近二十万人参加了纽伦堡大会，他们来这里要做什么——在街上列队，当希特勒的车队经过时，微笑、欢呼、行纳粹礼。游行队伍经过时，他们一字排开守在街上。换句话说，他们唯一的角色是欢呼的观众。

进一步想，《意志的胜利》里的群众还有其他功能，毕竟电影是由各个游行场面组成，他们是党代表大会场景的一部分，更别说希特勒和他的党羽非常享受从高处俯瞰集结的群众。即便如此，个人的角色也只限于群众中的小螺丝钉。男人或女人只能做出伸直手臂敬礼的动作；当希特勒的敞篷车经过时，只要稍微在众人当中往前移动，就立刻会被一群警察逮捕。每天党代表们一开始行进时，群众就集结在定点，再度等待与观看，像是上剧院一样，但没有座位。他们非常规矩，不敢乱动，实在不可能把他们与二十世纪的运动迷和摇滚乐迷搞错。历史学家乔治·莫斯（George L.Mosse）如此描述：“在这些精心设计的礼拜仪式中，他们就像演员一样。”[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