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忧郁的欧洲人

十七世纪，从英格兰开始，欧洲世界被一种流行病入侵，以现代的说法，这种病叫作忧郁。这种病袭击的对象不分老幼，发病时，患者会陷入数年或数月无精打采的状态，以及抑制不了的惊恐当中。这种病似乎都会找上事业有成或有才华的人，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留下的文献较多。清教徒作家约翰·班扬（John Bunyan）、政治领袖奥利弗·克伦威尔、诗人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和约翰·邓恩（John Donne），还有剧作家与散文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都是早期有名的患者。对医学研究者来说，这个疾病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更别说最糟的结果就是患者自杀。1733年，医生乔治·切恩（George Cheyne）哀悼：“近来，情绪失控和不寻常的自杀与日剧增，多半是这种瘟疫造成的。”他猜想，英国的天气、都市化与久坐不动的生活造成几种类似的流行病，其症状可怕又吓人。以前没人得过这种病，也没见过这么高的致死率，各国都有为数不少的患者。经估计，全英格兰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有这种精神紧张的情况。[1]一百年后，情况还是没有改变：“现在精神紧张的症状还是很常见，过去前所未见，在别的国家也没听说。”[2]

塞缪尔·约翰逊来自贫穷家庭，是个极为聪颖的男孩。1729年，二十岁的时候，因资金不足，他被迫离开剑桥大学，不久后便成为忧郁症的猎物。根据他的好友与传记家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描述，约翰逊深陷情绪低潮，回到父母家后，“那病态的忧郁开始极尽可怕地折磨他”：

他快被这可怕的疑病症击垮了，总是易怒、焦躁、不耐烦，同时又沮丧、阴郁、绝望，觉得活着很悲哀。自从患上这个凄惨的病后，他从未真正好起来，他所有的工作和休闲，只能短暂逃脱那可怕的侵袭。[3]

他没有文凭，也不太可能找到工作，只能对着镇上的时钟呆坐，虚晃时间。他四处漫步，边想着要自我了结。让他如此脆弱的不只是贫穷和失败，几年后他成为一名作家，也因健谈而大受欢迎，但这个病再度找上他。他五十出头时写道：“我的惊恐和苦恼不断增加，深陷极度忧郁中……全能的神与慈悲的天父，请怜悯我，解救我的苦难。”[4]

对英格兰人来说，这个病是“英国病”。十六世纪后期，提摩西·布莱特（Timothie Bright）的《论忧郁》（Treaties of Melancholie）便如此称呼。英国国教的牧师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在1621年的经典之作《忧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中，也提出彻底的分析。但北方这座多雨的岛并不是这个疾病唯一造访的地方，整个欧洲都为此病所苦。安得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认为，对忧郁症的担忧起源于意大利，然后被游客带回英格兰。[5]这问题似乎可以更往前追溯到西班牙，意大利的政治理论家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1603年观察到：“这个国家的男人不只是有点忧郁，根本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他们工作上无精打采、欲振乏力。”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的宫廷里，许多人都有类似的症状。[6]

到了十八世纪时，德国人像英国人一样，认为忧郁是国民病了。［历史学家罗伯特·金斯曼提到：“文艺复兴艺术，无论是绘画或文学，都以忧郁气息为主轴。”他以数个德国艺术家为例来做解释，包括丢勒（Albrecht Dürer）。详见RobertS.Kinsman,The Darker Vision of the Renaissance,p.310.］后来的历史学家感到很矛盾，当时的德国处于“曙光出现的世纪——启蒙时代”，但事实上到处都有“阴森不安与忧郁的人们”。例如编辑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整天呆坐，放空，在纸上乱涂，又因时间的流逝怨恨自己没能好好利用时间”。[7]法国也孕育出知名的忧郁文人卢梭［8］。这些失调的症状在十九世纪中前还不是文学的主题，直到它们找上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等作家。从十九世纪以降，忧郁在名人的传记里越来越常见：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到了二十世纪，这个疾病更加普遍，没有停止下来的迹象。当然二十世纪的统计方法较健全，医生与病人也比较愿意通报这类疾病，不过这不是忧郁症普遍出现的原因，否则思觉失调症、恐慌症、恐怖症的病患也会同时增多，但事实不是如此。[9]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忧郁症现在是世界第五大死亡与失能的主因，而缺血性心脏疾病占第六位。[10]自杀是最不幸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但即便是轻度忧郁症（dysthemia，症状是无法感受快乐）也很危险，它会让人变脆弱、身体容易罹患疾病（例如癌症或心脏病）。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疾病不只是袭击富裕或知名的人，更常发生在穷人身上，而且以女性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