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科学遇见狂欢

随着社会科学的兴起，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的人类学，西方人开始以貌似开明的态度看待非西方人的狂欢行为。“野蛮”、“原始”等字眼从民族志研究中除去，连带着人们渐渐也抛弃过去的想法，不再为那些人贴标签，也不认为他们生物上演化程度不足以成为人科人属的智人（Homo sapiens）。医学上找不到大脑的差异来说明他们的行为；殖民者必然也发现了，以前的“野人”可能是今天的店员、军人或仆人。西方人不得不承认，人类看起来像个平等的大家庭，传统文化中的狂欢行为并非源自野蛮的“他者”，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在的表达能力（不论是好或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类学家开始思考，小型社会的这些仪式具有哪些“功能”，也就是说，这些仪式就某方面来看是理性的。人类是社会动物，仪式、庆典或其他活动可用来表达社会性，是一种增长情谊、联系社群的方式。功能论的人类学在二十世纪四十与五十年代达到高峰，过去看似怪异的原住民行为，现在可以看成社会机制，是为了促进团结，产生凝聚力。美国人也借由爱国或宗教的仪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原住民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但即便到了当代，就连最科学又富同情心的观察者，也倾向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非西方文化的狂热仪式。1973年，温森特·克拉潘扎诺观察摩洛哥黑魅夏族（Hamadsha）展现兄弟情谊的狂热仪式后，他描述道：“这个时候，鼓声开始让我觉得乏味。”他还说：“还有音乐，很刺耳……那些发热、流汗，紧贴在一起的身体气味，真是令人窒息。”[31]

我们也可以想想，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有名的“仪式过程”研究中，为何留下一段奇怪的空白。不同于其他二十世纪中期的人类学家，他发现集体狂欢是一种普世皆然的能力，也就是人们在展现所谓的“共同体”（communitas）概念，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社群中，群众自然而然产生的爱与团结。在《仪式过程》（The Ritual Process）一书中，特纳承认一开始“对仪式有偏见”，也有点藐视“震耳欲聋的鼓声”。[32]为了弥补这种忽视造成的错误，他对非洲中部的恩丹布部落（Ndembu）展开详细的研究，重点放在其拜神仪式艾索玛（Isoma）上。这项研究有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大量且详细地描述当地人如何使用象征物品，并完全以结构主义者的角度分析。拜神仪式的最后阶段为库-图姆布卡（Ku-tumbuka），也就是庆典舞蹈，大家以为那会是整个研究的高潮，特纳在第三部分却完全没提起，显然决定跳过它。［2003年，在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仪式与庆典的研讨会上，加纳的人类学家克列佛·阿波（Klevor Abo）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文章，内容是关于西非加纳东南部的安洛-耶威族（Anlo-Ewe）的哈格比嚓嚓（Hogbet-sotso）节庆，重点在于庆典元素如何重现历史事件。他发表论文后，我问道，其中是否有任何舞蹈或音乐。他眼睛为之一亮，回答说那其实是他最喜欢的部分，于是他简短地示范了仪式中的舞蹈，这段舞蹈看起来似乎不足以纳入他正式的报告当中。］

特纳的理论广受各方赞誉，他赋予集体狂欢（包括那些自发与不受控制的行为）在人类学上的合法地位。但事实上，他赋予的是边缘、次要的地位。对特纳而言，文化的核心是“结构”，本质上就是阶级与社会规则。狂热仪式的功能是，借由集体的兴奋情绪和庆典活动，让整个社会结构能暂时松动，使其不至于过度僵化或不安，不过这些活动不能维持太久，仅能偶尔为之。在特纳的理论中，“共同体”的狂喜必须是“阈限”（liminal）或边缘的，否则社会崩解将随之发生，“暴政随即来临”。[33]因此，他惹恼了六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嬉皮同胞，他描述道：“嬉皮士使用‘增强感觉’的药物、‘摇滚’乐、五彩灯光……建立彼此之间‘完全的’交流。”此外，嬉皮士们还想象这种“自发性的共同感所带来的狂喜”可以发展成一种常态。[34]对特纳来说，这种“伊甸园的想象”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他提醒读者，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食物、饮水、衣服等基本需求”上。（特纳显然没注意到，许多嬉皮士下田耕作、自给自足，或从事其他有建设性的工作。）他又说，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与神秘感”也是好事，这一点呼应了传统西方文化对个人主义的偏爱。[35]

其他人类学家转向以心理学解释这种非西方人的纵情仪式。欧洲和美国的旅行者之前看见的是“野蛮行为”，现在看见的是心理疾病，甚至是营养方面的问题。克拉潘扎诺怀疑黑魅夏族的狂喜可能是缺乏钙质所致。[36]最常出现的诊断是“歇斯底里”，这个词一开始是用来描述十九世纪末维也纳中上层阶级女性的神经病症，但现在毫不费力地用在海地的村民、斯里兰卡的农夫或任何不符合理性分析的行为上。知名的民族志学者阿尔弗雷德·梅特沃（Alfred Métraux）研究过海地传统的伏都教（Vodou），他认为“附身初期很明显具有精神病症状，与临床上歇斯底里的主要特征完全一致”。[37]另外，有位人类学家在其1981年出版的著作中谈到，有关斯里兰卡女性的狂喜活动，他判断“纯粹从临床的观点来看，当中许多女性就是歇斯底里发作”。[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