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方舟（第5/8页）

戈尔巴乔夫显然认为他可以应对这个突然的转变，因为就像切尔尼亚耶夫所描述的：俄罗斯总统和共和国领导人都需要他。这些共和国对叶利钦的霸权行为感到不安，希望苏联中央能约束俄罗斯日益膨胀的野心。叶利钦则相反，需要借助中央政府这个媒介来对共和国施加影响。感受到政治形势的转变，戈尔巴乔夫再次使用曾经对于党内干部屡试不爽的伎俩——威胁辞职。“我不会参加苏联的葬礼。”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动身去索契的前几天，戈尔巴乔夫告诉他。但这个把戏不但没有奏效，反而造成了事与愿违的结果。1991年10月1日召开的经济论坛的主持人纳扎尔巴耶夫拒绝了戈尔巴乔夫把经济条约和政治条约捆绑在一起的建议，他坚持经济条约才是共和国首先需要考虑的内容。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被挡在了此次会议之外，可是会议却取得巨大成功：包括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8位共和国总理，签订了一项旨在恢复共和国之间商业和经济纽带的条约。[17]

戈尔巴乔夫像以往那样拒绝放弃这个想法。他坚持在10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议程上增加政治条约的内容，届时各个共和国的领导人将齐聚一堂，共同讨论经济合作的议题。他也让其顾问向共和国提交一份新的联盟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是由代表叶利钦的沙赫纳扎罗夫和沙赫赖共同起草完成的，草案反映了邦联制的政治构想。但是在草案提交给共和国领导人之前，戈尔巴乔夫还要进一步改动它的内容。他希望用“联盟国家”代替“国家的联盟”，增加了联盟宪法的条款，并且提出应该通过民众投票选出联盟总统，而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沙赫纳扎罗夫反对改动草案，并提醒戈尔巴乔夫他之前已经同意建立邦联国家，也就是一种“国家的联盟”，而不是“联盟国家”。戈尔巴乔夫很是不悦，反驳道：“你在教训我吗？我不需要你告诉我这些，我在大学里学过。关键不在于措辞，而是问题的本质。最好写成‘联盟国家’，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人反对。”经过戈尔巴乔夫改动的提案提交给了各个共和国。[18]

令戈尔巴乔夫大失所望的是，讨论政治条约的议程已经从10月11日的国务院会议日程中删除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告诉戈尔巴乔夫，直到12月1日乌克兰就独立问题进行公投之前，乌克兰议会已经投票通过，将暂不参加新联盟条约的谈判。戈尔巴乔夫很明显对乌克兰立场的重大改变感到不安。因为克拉夫丘克先前是参加谈判的，前提是如果乌克兰公投没有通过议会投票宣布乌克兰独立的结果，那么乌克兰将加入联盟，也就是克拉夫丘克认可的邦联制国家。现在乌克兰完全退出了谈判。戈尔巴乔夫提议国务院呼吁乌克兰议会终止自己的决定——暂不参加条约的前期谈判。

克拉夫丘克说：“乌克兰议会坚持自己的决定。”

“上帝与你同在，我们都该扪心自问。”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回答。[19]

对政治联盟的讨论已经撤出了日程表，所以经济协议在10月11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变成了中心议题。戈尔巴乔夫的首席经济顾问亚夫林斯基阐述了协议的内容。这是亚夫林斯基第三次试图说服施政者接受其经济转型方案。第一次是在1990年，他提出实现苏联市场经济转型的500天计划。该计划实施不久，就被戈尔巴乔夫在当年秋天终止了。1991年7月，亚夫林斯基与哈佛大学的杰佛瑞·萨克斯一起准备了另一套经济改革的方案，并且在伦敦召开的“七国峰会”上陈述了自己的方案。第一世界的领导人认为这套方案论证得不充分而弃之不理。现在亚夫林斯基提出了一个改良版的计划，以适应岌岌可危的苏联新形势。

切尔尼亚耶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认为亚夫林斯基向国务院提交的协议草案非常好。他认为亚夫林斯基的陈述“对于无知的共和国领导人来说是一次学识的灌输和文化的启蒙”。切尔尼亚耶夫认识到共和国领导人没有能力掌握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对此他惊讶不已。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尚古主义很引人注目。”切尔尼亚耶夫很清楚地认识到，那些在苏联计划经济时代成长、逐级被提拔起来的共和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能对市场经济的原则了如指掌。尽管亚夫林斯基一直努力劝阻他们，但是他们仍然坚持共同管控中央银行，因为他们很清楚共和国的利益以及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利益。[20]

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不会给共同金融领域带来什么好结果，这也让切尔尼亚耶夫和潘金坐立不安。潘金是苏联外交部长，同时也是莫斯科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潘金在回忆录中说，他在目睹了国务院的争论后感到无比震惊，曾经无所不能的中央“现在被挤到一个小房间，一半的代表是独立的共和国的领导人”。潘金恐惧地看着这些新领导人，他们决定着国家一切人事的命运。“国务院中这些陌生的新人是谁？这些来自苏联边远地区的新可汗又是谁？”他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