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方舟（第3/8页）

正如盖达尔后来回忆的，那时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明白，“没有政治上的联盟，就无所谓经济上的有效联盟。显然，联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他们认为俄罗斯应该单独行动。为了复兴低迷的市场，首先要放开物价，激励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重新开始商贸活动。但是，除非大规模削减政府支出，包括食品补贴等，否则这种自由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那将会导致社会动荡。然而年轻的经济学家们觉得不论是他们还是政客们都别无选择——他们必须铤而走险。他们希望这种“休克疗法”能快速激活苏联濒临崩溃的经济，为国有资产私有化以及全面过渡到市场经济开辟出一条道路。[10]

布尔布利斯和其他俄罗斯政府官员一同前去拜访了在阿尔汉格克庄园的盖达尔及其团队，他们一致认为除了“休克疗法”，别无选择。尽管风险很大，但如果叶利钦不付诸实施的话，他的支持率也会像戈尔巴乔夫一样直线下降，爆发的人民革命会把他和他的团队都赶下台。布尔布利斯询问了细节，盖达尔以及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预测和建议。在俄罗斯国务院和他们进行一番讨论之后，布尔布利斯飞往索契，准备向叶利钦本人兜售自己拯救俄罗斯经济和维护总统权力的计划。他带给叶利钦的备忘录以“俄罗斯过渡时期的策略”为题，然而大家通常都称它为“布尔布利斯备忘录”。没人能猜测叶利钦对此作何反应。“正如他们所说，大家都在等待，不是每天而是每小时都期待着将会发生些什么。”布尔布利斯后来回忆道。[11]

布尔布利斯和叶利钦在黑海岸边一直谈论了很久。科尔科扎夫给他们准备了食物。布尔布利斯回忆说：“如果说我们所继承的传统是可怕的，那么，现在的局势其实已经极端紧张，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此心知肚明。”布尔布利斯坐在躺椅上争辩说，他认为盖达尔的经济计划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叶利钦的第一反应是断然拒绝：“我不能这样做。你什么意思？”

但是布尔布利斯却要坚持。正如他后来总结的：“盖达尔的计划之所以是好的，就是因为他的观点有与之配套的实施步骤和方法：法律，接着是法令；法令，接着是法律和解决方案。建议和实施步骤均一目了然。”

盖达尔的基本前提之一是俄罗斯无力支援其他共和国：俄罗斯的现有资源要用于克服当前危机，并且在没有引起社会剧变的前提下实现跳跃式地迈入市场经济。于是问题来了——是否需要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的联盟中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客观地讲，俄罗斯不需要一个经济中心来监督自己，并且分配自己的资源。但是，其他共和国却对这样的一个中心感兴趣。这些共和国已经控制了本国财产，他们还试图利用苏联机构重新分配俄罗斯的财产和资源，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假设这样的一个中心在共和国的支持下能够存在，不管机构由哪些官员组成，他们客观上实施的政策一定会违背俄罗斯的利益。”

布尔布利斯问叶利钦：“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其他共和国？”没等对方回答，他就自己说道：“我们应该谨慎地跟他们合作，但是不提供他们吃的和喝的。”

叶利钦后来逐渐倾向于布尔布利斯的建议。“只能这样做吗？没有其他方法了？”他问道。

布尔布利斯坚持道：“没有了。”

叶利钦又问了一遍：“没有其他可能吗？”布尔布利斯说没有。俄罗斯总统最后屈服了：“如果实在没有别的方法，那我们就试试看吧。”

在索契，布尔布利斯遇见了俄罗斯政府中的竞争对手——西拉耶夫一派的成员，他们正设法说服叶利钦采取更为谨慎的策略，但布尔布利斯还是信心满满地飞回了莫斯科。如果叶利钦能够将布尔布利斯备忘录中的计划变成现实，俄罗斯将会开辟出一条史无前例的道路：不是把帝国放在首位，而是在即将到来的洪流中构建属于自己的诺亚方舟。[12]

正如1991年8月所发生的一样，叶利钦出乎意料地离开首都为戈尔巴乔夫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政治机会。戈尔巴乔夫想重返苏联的政治舞台中心，主要办法就是让其他共和国领导者们尽快签署新的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在政变后与叶利钦和其他共和国领导们的首次会面是在8月23号，他们坚信导致政变发生的旧联盟和旧联盟条约已经失效了。在会后几天里，戈尔巴乔夫致电他的高级顾问沙赫纳扎罗夫，询问是否应该制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这个问题让沙赫纳扎罗夫大吃一惊：“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样做。”他甚至怀疑协商能否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