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为难的华盛顿（第6/9页）

戈尔巴乔夫不仅同意终止苏联对古巴援助，还同意在克里姆林宫即将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一决定，对此，贝克感到很是惊喜。这一决定甚至都没征求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意见。这也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大战果：苏联所有的驻军都将从古巴撤出，而且苏联从1992年1月1日起将停止向古巴提供援助。苏联对阿富汗的援助也将在这一天终止。在听到贝克的要求之后，叶利钦回答道：“我会让戈尔巴乔夫这么做的。”之后他就给苏联总统打去了电话，并向贝克保证关于截止日期肯定会让戈尔巴乔夫接受。苏联和美国都决心停止向各自在阿富汗的人员提供援助，第二天双方就在莫斯科宣布了这一协议。

在莫斯科发布声明前6个小时，亲苏联的阿富汗领导人穆罕默德·纳吉布拉被告知，苏联将撤回对其的一揽子年度援助，对此纳吉布拉表现得很坚强，但几个月后他就会失去权力，并于1996年被塔利班绞死。媒体上刊登的他尸体的照片是麻烦来临的前兆，但在1991年9月没人能预测到接下来阿富汗将要发生的一系列悲剧。当时贝克为取得这样一个大胜利而心满意足。美国大使斯特劳斯递给了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今天这些会议绝对是历史性的！”贝克把纸条还给了他，并且写道：“这么说，真是轻描淡写了！”[20]

苏联为什么会如此配合呢？新任苏联外交部长鲍里斯·潘金，也是唯一在政变结束之前就对此进行公开谴责的人，因此受到奖赏，担任了最高外交职位，他是这样解释苏联对美国让步的原因的：“我们向美国寻求经济援助，也做好了让步的准备——因此我们在波罗的海国家独立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我们从第三世界撤出，降低与古巴交往的规模，也是如此。一方面，努力维持这些关系耗费巨大，我们已无力承受了；另一方面，抛弃这些国家可以表明我们友善的态度。美苏双方在发表的声明中都故意强调两国关系的亲善，但对我们来说，其实是经济原因迫使我们这么做，美国人也心知肚明。”

多年之后，当潘金坐下来撰写回忆录时，在试图回忆、分析并且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时，他有理由强调其中的经济动力。即便原因确实如此，这份回忆录还表明在1991年秋天那段重要的日子里，苏联在国际场合的行为不仅仅是被纯粹的经济原因驱动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革命，它使人们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社会主义观念，包括对世界的看法和苏联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国际角色。这一革命的发展是一个酝酿已久、潜移默化的过程，开始于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一些亲自由主义的官员和顾问们，苏联政变失败促使革命迅速发展。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完全赞同这种新趋势。在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与潘金会面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去除偏见，改变朋友的优先次序。亚西尔·阿拉法特、卡扎菲现在还称我们是朋友，但那仅仅因为他们还想着我们能有一天回到过去，仅此而已。”于是，共产主义思想几乎被他们从对外政策中剔除出去了。苏联对美国的经济和文化成就产生了崇拜之情，加上自由主义思想与这一感情相结合，从而主导了苏联对外政策的走向。[21]

“我们盼着被接纳，”潘金写道，“那段时间占据领导层的全部思想就是成为‘文明国家’。”在与贝克第一次会面时，这一欲求就引导着潘金的行为。一开始他就递给贝克一份内部备忘录的复印件（这一复印件本来是准备给戈尔巴乔夫的），详细解释对阿富汗、东欧、以色列和古巴等国的所有事务上，苏联已准备完全转变立场。潘金可能想表明，从今以后，苏联外交政策将不再对“文明世界”有任何保留。当贝克很惊讶地看着这份备忘录时，潘金告诉他：“我希望我们在很多问题上都能做到相互理解。但是我只有一个请求：即便我们将要达成的协议更倾向于你方原有立场，而背离了我们自己的立场，也不必向媒体宣布这些让步是您所要求的。这其实是我们这些处在决策位子上的人受西方观念的影响而做出的决定。”[22]

这些话说得比教皇还要博爱无私。对于苏联外交资产低价抛售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原因，贝克尚不能作出全面的评价，但是经济原因却是显而易见的。曾任经济委员会（现在该机构发挥着临时政府的作用）领导的西拉耶夫告诉贝克，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很“严峻”。他的任务不是改善经济，政府也没有能力进行改善了，而主要是防止经济形势的恶化。莫斯科市的民主派市长、政变期间叶利钦坚定的支持者波波夫，告诉贝克，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了，加盟共和国和各大城市，比如莫斯科都在自行其是。他承认：“冬天的时候莫斯科甚至难以为继。”他接着就寻求援助，尤其还提到了鸡蛋、奶粉以及土豆泥。“你们军队的这类物资，保存期限超过3年就要扔弃，但是我们却能全盘接受这些过期的物资。”贝克被这段话惊呆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么直白地承认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曾经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还宣称要‘打倒西方’呢。”贝克在曾经的帝国之都圣彼得堡短暂停留时，曾拜访该市市长索布恰克及其助手弗拉基米尔·普京，他们也对即将到来的冬天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