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二元格局之形成

一、权力下移地方之种种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批地方势力开始崛起。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王朝虽然摆脱了生存危机，政治秩序重新走向稳定，统治权威得以继续保持。但是，这些实际上都不过只是历史的表象。“中兴”的背后，一个巨大的阴影同时也在日益增大，这就是，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与官僚阶层内部的分化，清王朝的皇权危机正在日益扩大。

首先表现为地方军事独立化的形成。前面提到，清朝地方的控制系统主要是官方和非官方两种。保甲制代表了官方的控制系统，其主要职能是维持社会治安与征收赋税，而地方其他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则主要由士绅来承担。地方士绅凭借自己的儒家规范与家族地位，维持地方秩序，承担地方公益。但是，地方与中央的合作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中央政府足够强大，二是地方利益未被中央政府或其他势力过多地侵害。19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下，中央政权衰弱，地方士绅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于是，地方就出现了为了自卫而军事、财政独立化的倾向。

早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川、陕、鄂交界地带爆发了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这次巨大的农民反抗运动不仅大大损耗了清政府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重创了清政府的正规军——八旗军与绿营兵。在后来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清政府开始动员和利用地方武装，“团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团练一般是在官方监督下由地方士绅领导，以村寨为基点，其任务是筑墙设防，坚壁清野，实行武装自卫。团练的出现是清朝地方武装产生的开始，也是地方军事化的前奏。不过，这一时期的地方武装并没有扩大化，尚不足以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均衡关系；清朝的正规军也没有完全被削弱，它仍然是清政权赖以维系其合法性的主要武装力量。

但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给地方军事武装的扩张提供了机缘。这次起义的规模之大、组织之精良远非白莲教起义所能比拟。在这支强大的造反队伍面前，本来就已经很虚弱的八旗、绿营军队不堪一击。太平军所到之处，广泛开展政治动员，动摇了地方政治秩序。对于地方士绅来说，现在他们发现地方利益与地方秩序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清朝官方的保甲制度对于地方日益扩大的混乱局面竟然无能为力。士绅们在对清政府的军事力量感到失望的同时，不得不寻求自身的力量来保护地方利益，维护地方秩序。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家族组织或地方势力组成非官方的地方武装，以便同太平军对抗。在湖南，举人江忠源在家乡新宁组建了一支民团，以对付这一地区的反叛活动。当太平军在广西威胁到新宁地区时，江忠源又率领这支地方武装同太平军对抗。在江西，举人刘于浔利用家族关系在家乡南昌一带举办团练；在与太平军对抗的过程中，刘于浔还联合周围许多其他团练，组成了一股复合组织的强大的地方武装。后来在贵州、江苏、安徽、河南等地，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建立。本来，清政府对于士绅自行组建团练这样的地方武装一直怀有戒心，但是，清军忙于同太平军正面作战，清政府根本无力顾及地方治安，因此，只能放任地方自救。然而，随着地方武装势力的增强，清政府变得不放心起来，急欲对此加以控制，于是任命各省在籍官僚负责办理地方团练，加强对地方武装的监督，这就是团练大臣的由来。这一时期清政府在东南各省任命了许多团练大臣，曾国藩、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就是其中的两人。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回到家乡湖南，便着手领导地方团练与太平军作战。但不久他发现团练远不是太平军的对手，而且团练自身组织也存在种种弊端。于是，他自作主张重建了一支新式的地方军队，这就是湘军的开始。不久，曾国藩依靠这支地方武装肃清了太平军在湖南的势力。为了镇压捻军，清政府也于咸丰三年（1853年）派兵部侍郎周天爵率领清兵3000进驻宿州，又派时任兵科给事中的袁甲三协助工部侍郎吕贤基督办安徽团练，组织地主武装，配合清军作战。次年，周天爵病死，不久，吕贤基也被捻军毙亡，袁甲三奉旨接统驻宿州的清军，并兼督办安徽团练大臣，很快成为捻军的劲敌。袁甲三在皖北切断了太平军与捻军的联系，使得曾国藩无北顾之忧，得以全力整建湘军以对付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在袁甲三的带领下，袁世凯的三叔祖袁凤三、四叔祖袁重三、生父袁保中、养父袁保庆也都纷纷举办团练，加入了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行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