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留给中国的启示

兔年新春，本报记者采访了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袁伟时教授。

记：又是世纪末，回望百年前的1899，您有什么感想？

袁：新世纪应从2001年开始，把1999年看作 19或20世纪的终结，也许体现了人们期盼跨入新时代的急切心情，应该理解和欢迎。

1899年的大清帝国，处在迈向大改革还是滑进大灾难的十字路口上。历史的行程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大灾难、大屈辱为19世纪中国的压轴戏；又以10年的改革奏响20世纪悲壮历程的第一章。上一年的和平改革演变为流血悲剧，非要经过又一场大灾难才走上改革之路，这里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记：1899年承先启后，似乎不是毫无作为。

袁：鸦片战争后大约10年左右必有一次大规模的外敌入侵或内战，一次又一次与外敌较量，结局都是丧权辱国；终于在甲午战争后令朝野上下认识到“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戊戌政变杀了一批维新派后，确实并非一切复旧，这在经济领域特别明显。

例如，主动开放南宁、秦皇岛等口岸；在重要省区建立商务局，保护和支持私商；修铁路、开矿等等都在继续；相应地新办了一批直接为工商发展服务的技术学堂；还派遣了一些留学生。可是，在急需大改革的年代，这些作为没有也不可能遏止大灾难的到来，也无法抵消朝廷的倒行逆施带来的恶劣后果。

记：说得宽一点，从1899年回溯至1840年，留给后人的最重要历史启示是什么？

袁：这是所谓“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年代。化解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境，需要冷静、沉着推行全面系统的改革，随波逐流和片面的新政，不过是杯水车薪。

说到历史启示，我想有三条是最重要的：

第一，狭隘民族主义是最危险的。

清帝国为什么步履蹒跚？症结在于文化观念十分奇特和狭隘。从上层统治者到草根小民口口声声“严华夷之辨”，事事问个姓中还是姓西。“以夷变华”或后来说的“西化”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不得不承认洋人的“物质文明”高出一筹了，还固执地认为中华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举世无双，两个类型的文化各有所长。翻开1899年的历史文献，向老佛爷——慈禧打小报告，说某某“离经叛道”的材料俯拾皆是。有的地区的无知小民则热衷于反“洋教”，蔑视和仇视外来事物。这些都为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点燃了导火索。

现代国家的思想文化应该是多元并存，自由交流。在这种状态下，民众才能既分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又自由选择、自由创造，各适其适。专制统治以思想文化认同为重要标志。任何国家向现代转型都必须走出强制性的文化认同，实现民主、法治的认同。清帝国没有完成这个历史任务，这是19世纪中国民穷国弱、战乱频仍的重要根源。

顺便说说：我十分怀疑和反对“文化侵略”这个概念。列强曾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侵略中国，有没有思想文化“侵略”？这要慎重考虑。外人在近代中国办学、出版书刊，总的说来是有益的文化交流还是“侵略”？传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还是“侵略”？有些传教士或其他洋人的不法行为，是任何时候都有的个人罪责，还是有全盘计划和系统实施的侵略阴谋？在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出版史、教育史、教会史以前，不宜匆促作出结论。有人大叫反“文化殖民”，却满口福柯、德里达……这不是挺有趣吗？一个落后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尊严的最好道路，就是敢于承认落后，勇于打开国门，认真学习先进国家的优秀思想文化。任何时候为思想文化自由交流设置樊篱，其后果只能是误国误民。

第二，改革必须全面和及时。

要是说1899年的清政府在经济领域保留甲午战败后逐步推行的改革措施的话，封闭报刊、不准上书、恢复科举旧制继续以四书五经取士等措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却是向后倒退了。

恶果立即显现：慈禧和一些大臣曾经冀图制止“反洋教”等蠢行，但在弥漫朝野的狭隘民族情绪笼罩下，很不得力，没有收到应有效果，反而迅速蔓延。加上由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连达官贵人也没有可靠的人身权利。大臣以揣摩主子心理的奴才心态代替独立人格，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敢于不同老佛爷保持一致，发表逆耳忠言，立即招来杀身之祸。八国联军入侵的大灾接踵而至。

大清帝国的最后覆灭，也是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政治改革造成的。清末最后十年推行新政，经济和财政收入每年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废科举，建立新法律体系，推行地方自治，方方面面都有作为。但是，久拖不决的立宪，加上经济政策失误（铁道干线收归国有），终于断送了大清帝国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