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学术领袖·教育家·反腐“大炮”

对中国大陆的知识阶层说来，傅斯年（1896—1950）恐怕仍是既熟悉又生疏的名字。近代中国有几件大事是广为人知的，但这些大事与傅斯年的关系，知道的人却不一定很多。

研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史、史学史、教育史、学生运动史和政治史，他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

卷起史学、语言学大潮的学者

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是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逐步成长起来的。历史研究和语言学都在成绩最为卓著的学科之列，里面就包含着傅斯年艰辛耕耘的成果。

在新文化运动中，以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的《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后来，胡适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中断言：“《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这里也许体现着胡适对《新青年》主将陈独秀思想容易波动、有时没有深思熟虑、缺乏前后一贯性的不满，但确实反映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新潮社成立到《新潮》出版，首先是第一批21位新潮社员集体努力的结果，而作为主任编辑的傅斯年为这份刊物的发展殚智竭力，其作用自然不可低估。此外，傅斯年本人从1918年1月发表《文学革新申义》支持文学革命至1919年底，他先后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刊》和《新潮》上发表了文章和新诗等共64篇，鼓吹自由思想，批判中世纪思想文化，向往社会主义，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十分引人注目。研究新文化运动自然不能不读读傅斯年的有关著作。

说到学生运动，5月4日当天上午13间学校筹备游行示威的会议是傅斯年主持的。下午2点半左右开始的游行，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队伍前列，后来也是他率领队伍冲到赵家楼。

出人意表的是，游行过后他却立即退出学运，忙着到英国留学的准备工作。救国需要知识。1919年底，傅斯年就赴英国留学了，1923年又转赴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到1926年秋回国时，他已经成为一个在史学和语言学领域造诣颇深的学者。

1927年春，他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文科主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历史两系系主任。一年后，又负责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后，他担任这个研究所的所长22年，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翻开《傅斯年全集》第六卷，一篇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报告和其他相关文献，记下的就是中国史学研究进展的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重要贡献之一是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仁建立了影响深远的优良学风——把收集史料作为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用他的话来说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86 他甚至直截了当说：“史学便是史料学。”

与此同时，他坚决反对以伦理道德或政治等理由歪曲历史。他说：“对青年是不应该欺骗的，治史学是绝不当说谎的。”87 “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88 他是在1928年5月写下这段话的。国民党正在扼杀学术自由，捏造和歪曲历史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以固定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歪风也开始蔓延。他的警告是非常及时的，尽管一介书生无法阻挡这些祸国殃民的洪水泛滥。

没有考古学就没有真正的古代史研究，而中国过去只有金石学而没有考古学，古代中国研究，靠的是传说和《尚书》等文献，局限性很大。从1928—1937年，傅斯年领导历史语言研究所排除阻力，对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作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甲骨文和殷商文物，才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城子崖等处的发掘也对古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

明清档案在清末曾被视为无用之物，打算付之一炬。当时任学部参事的罗振玉懂得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建议学部接收下来负责保存。辛亥革命后由教育部接收，后来拨归历史博物馆。1922年，历史博物馆竟以经费短缺为由卖给一家纸店。该店除了挑选一些零星出卖外，大部分打包运至造纸厂准备作为重新造纸的原料。罗振玉闻讯急以三倍价钱赎回，整理出版10册后，无力长期保存而卖给了商人。此后，日本人一再觊觎，满铁公司已经订好买约，买下后运回日本。马衡等著名学者听到消息后通过新闻媒体激烈抗议，掀起轩然大波，制止了这桩交易。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量后致函蔡元培：“此事如任其失落，实文化学术上之大损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搁笔，且亦国家甚不荣誉之事也。拟请先生设法，以大学院（教育部）名义买下，送赠中央研究院……以成此大善事。”89 蔡元培接纳了他的建议，避免了一大劫难。直至今天，中国史学研究仍深受其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