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无非是一个历史符号答彭晓芸问（第3/4页）

袁伟时：首先不要用过去的框框说他是卖国贼，他还是力图维护国家主权的。顾维钧的评价我认为是比较客观的。

问题在“二十一条”，现在多数历史学家大体有个共识：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卖国贼，他有妥协、让步，但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力图减少损失。日本提出来的“二十一条”里面分5大项，第5项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在一些地方的警察“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另外“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需在日本采办，或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实际是要求完全控制中国。对这些袁世凯坚决拒绝谈判。当时他问陆军总长段祺瑞，要是打的话陆军能支持多久？段祺瑞说可以支持48小时。48小时以后怎么办？没有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损失，包括让世界各个政府给日本施加压力。

当时欧战正酣，各国无力帮助中国。袁世凯指示外交总长陆徴祥尽量拖延，这和日本公使尽快结束谈判的急切心情完全矛盾。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宗舆则提出每周开会一次，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会议。日本公使多方坚持，最后妥协，每周会谈三次，时间是下午四点到六点，其中礼节性的东西又占了很多时间。这样会谈从一月拖到五月，迫于日本的最后通牒，袁政府在修改后的文本上签了字。有损失，但是也减少了很多损失。

彭晓芸：您的意思是，袁世凯是在压力之下，衡量了力量对比之后有坚持、有退让，尽量减少损失的一种外交策略，最终无奈签订了“二十一条”。这种做法究竟该怎么评价？算不算“卖国贼”？

袁伟时：评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忽视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历史情境。当时有的国民党领袖冀图趁机争取日本援助，主动答应出让很多利权；但日本当局认为他没有实力，不屑与他合作。国民党内部以黄兴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提出：国难当头，应该一致对外，不要再挑起事端。同时日本人要求保密，不要泄露出来，但是袁世凯想尽办法把这些事情传出去，让美国和其他列强知道内情，让他们对日本施加压力，也鼓动舆论批判日本，在复杂情况下减少了损失。对其中损害主权很厉害的条款则坚决抵制，绝不谈判。相比之下，袁世凯的骨头似乎不是特别软，在“二十一条”交涉中不能说他是卖国求荣。

专制制度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彭晓芸：那么，您认为袁世凯对历史造成的罪恶，主要是什么？您认为造成他的这些罪恶的历史原因和他的个人原因分别是什么？

袁伟时：民国以后，袁世凯确实有罪过，一个是暗杀宋教仁，一个是复辟帝制，这两条是袁世凯真正的罪恶。

为什么会暗杀宋教仁？袁世凯不过是专制体制下有改革思想的大臣，辛亥革命后他宣誓接受民主共和制度，实际上思想观念没有彻底转变，不是什么中国的华盛顿。当他感到宋教仁咄咄逼人，冀图当国务总理，从他手中夺取实权的时候，他不愿意让出手中的大权，就采用暗杀手段铲除这个威胁。

袁世凯本来就是专制体系下的一个人，你用恰当的方式推动他，用恰当的制度牵制他，他有可能变成民主共和制下面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要是弄得不好他会退出去。袁世凯在十字路口上。不幸，国民党有些重大问题处理不恰当，把他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是蓄意从他手中夺权对不对？二是暗杀罪行发生后，应该怎样处理？

《临时约法》本来规定实行总统制，当不能不让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突然改为总统的各项命令，必须有国务总理或有关部的总长副署，否则无效。权力收归内阁和国会了，但是，总统却没有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的权力。也就是说，这个总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最高领导人应有的权力，矛盾尖锐时无法诉诸国民通过选票去裁决。这个约法是国民党控制下的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制度设计没有顾及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其指责个人，不如记住制度缺陷带来的惨痛教训。

再说宋教仁案。当时凶手抓到了，凶手与袁世凯的心腹、国务总理赵秉钧的来往电报也缴获并公布了，上海地方检察院显示了司法独立的气概，发出传票，传讯赵秉钧。完全有可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如果走这条路，中国有可能走上法治的康庄大道。可是孙中山不顾党内多数人的反对，不考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硬要搞“二次革命”。他不相信选票和司法系统，他相信枪杆子，结果不到两个月，全军覆没，丧失了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