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更惨”敬答谢蔚明先生（第3/4页）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之一是推进了清末新政开始的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的进程。新文化运动既是这一自由制度的成果，又是这一制度在20世纪中国的巅峰。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历史罪恶之一是基本上摧毁了言论和集会结社自由的制度。北京政府时代侵犯自由的事也时有发生，但言论结社自由的基本制度毕竟还在。国民党则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从在广州开始，就公开践踏新闻和言论自由；实行“党化教育”，控制和毒化人们的思想；接着变本加厉，全面取消学术和言论自由。至1934年它竟然规定：凡文艺及社会科学图书杂志，出版前必须“将稿本呈送（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53 与此同时，制造了不少以言治罪的文字狱。在这一领域，它倒退至接近大清帝国最黑暗的年代了。

先生高寿，一定对国民党的全面腐败记忆犹新，这是专制统治的必然恶果。没有民主、自由和保障自由、民主的法治、宪政，现代社会自我更新的机制就被摧毁，政党和社会的黑暗面无由自我纠正，从而敷设了走向极端腐败甚至自我毁灭的道路。说声“更惨”有什么错？

诺贝尔经济学奖1998年得主亚玛蒂亚·森说得好：“确定无疑的是，在正常运作的多党民主制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次饥荒。”54 先生是老报人，应该知道1942年夏至1943年春河南大旱引发的一桩镇压报刊的事件。1943年2月2日《大公报》刊登该报记者所写的《豫灾实录》，第二天又发表该报总编辑王芸生的述评：《看重庆，念中原》，揭露在县衙门威逼下，农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要纳粮的悲惨现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竟立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据老蒋的秘书陈布雷透露，原因是蒋介石看报后勃然大怒，“（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谎报灾情……‘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收不得缓免。”结果是300万人活活饿死，占该省人口十分之一！55 这就是“一个领袖”独裁专制的后果。说“更惨”不是挺符合实际吗？

人们无不对国民党的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官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官僚资本主义义愤填膺。在经济制度上，国民政府也在向洋务运动的覆辙倒退。而这恰恰是专制统治的产物。

先生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赞扬八年抗战的胜利。这当然是值得庆幸的好事。可是，如果进一步追问，如果国民党不是实行独裁专制制度，中国有起码的自由民主，国民党各派因而不互相残杀，国共两党也不杀得你死我活，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屹立在东方，日本侵略者敢轻易尝试和步步进逼吗？严酷的现实却是中国共产党和以民主同盟为代表的中间力量都指着鼻子骂国民党独裁专制、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极端腐败，后者是因此丧尽人心，丢掉在大陆的统治。而这一道路选择错误给中国人增加了多少痛苦——例如，十年内战死了多少人？20世纪40年代的相砍相杀又杀了多少人？相应的财产损失又是多少？恐怕至今没有什么人说得清楚。

还应指出，在对外关系上，国民政府当然有建树。关税自主、收回治外法权等等都是这时实现的。但有中国近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北京政府奠立的基础上完成的。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会外谈判签订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大体上解决了收回引发五四爱国运动的山东权益问题。1925年10月开始至1926年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已经通过了以裁撤厘金这个祸国殃民的制度为条件的关税自主方案，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仅因政治风波迭起没有最后签字，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坐享其成。收回治外法权的谈判，也是在北京政府时代开始的。

总之，对任何国家说来，制度都是生死攸关的根本问题。笔者断言近代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国民党独裁专制制度带来的后果“更惨”，史实确凿，恐怕是难以推翻的结论。

有损盛名的文风

后学深信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是没有智慧的，不论大小都没有。”行文用字，总有临深履薄之感。先生的提醒，更使后学警惕。但先生最后写下这么一句话：“袁伟时所谓‘第三次更惨’纯属曲解历史，有亏史德，而且应负误导青年读者的责任。”这里给后学加了三条罪名：

1.“曲解历史”。学术是在自由讨论和自由探索中自行更新的。估计先生一定会同意，是否“曲解历史”，不能由某个人说了算，完全应该让广大读者和时间去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