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更惨”敬答谢蔚明先生

拙作《执着为新文化运动辩护》在《随笔》（2002年第5期）发表后，有累谢先生法眼并不吝赐教（《不明史实乱说一通》，《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0月25日），感谢之余仅就基本史实敬向先生请益。

两个不同的问题

谢先生对拙作的责难可以归结到一点：没有肯定通过国民革命建立的国民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特别是统一全国的功勋。窃以为这个指责表明谢先生没有弄清拙作的意思。读过拙作的朋友都应知道，这是一篇诉说人生和学术追求的文章，没有提出更没有回答全面评价20世纪中国任何政权的问题。问题是这样提出的：

20世纪写的是什么？70年战争和动乱，30年改革。世纪初的改革，揭开了制度转型的第一页。三次打击扭曲和中断了这一进程。

第一次是清帝国拒绝加快民主进程……

第二次是统治者容不得薄薄的民主外衣，急于披上龙袍，不但自家引火自焚，也开启了军人干政，拥兵自重，扭曲了现代政治制度和法治完善的过程。

第三次更惨，“挂着‘国民革命’的招牌，移植西方非主流文化与俄国专制传统结合的怪胎，内外专制因素汇合，结出被毛泽东概括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的恶果。从而确立了独裁专制统治；也点燃了22年内外战争的导火索。”

显然这里评价三次打击，是紧紧围绕“制度转型”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谢先生如果不同意，可以就国民党政权在“制度转型”上的建树赐教，证明它如何尊重和推进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或者证明它极端爱好和平，与1922年的内外战争的爆发毫无关系。谢先生回避了这些，大谈统一的功劳（即使谈统一也谈得难以令人信服），似乎有点文不对题了。

在后学看来，这不过是智者千虑，偶有一失。加上近年已故史家黄仁宇先生的史书很流行，其中有些可疑的论述，不少人也深信不疑了。谢先生已经说明，他的论述的重要依据就是来自黄仁宇著《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黄先生提倡“大历史观”，有些地方能发人深省，但运用于20世纪中国已有流于为现状辩护之嫌。在他笔下，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所作所为包括乱杀无辜都是合理或可以谅解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45 如此说来，中国社会的高层或低层都没有面临彻底改革的任务，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远。不加分析接受这样的结论，“以史为鉴”的史学反思功能就要丧失殆尽。

“史实”备忘之一：“北伐总司令”及其他

谢先生断定笔者：“不明史实乱说一通”，后学请教就从史实开始。请恕后学冒犯，先生一开始“讲点看法”，便说错了好多“史实”。为免先生查找的麻烦，仅略举数例如下：

1.“孙中山……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列宁派特使来华通过陈独秀与孙中山见面共商援华大计。”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是1921年5月5日的事，共产国际派来的维经斯基（历史上没有什么“列宁派特使来华”）与孙中山会见是1920年11月在上海的事。历史事件不是积木，不能随便搬动。而且准确地说，维经斯基来华的任务也不是与什么人共商援华大计，而是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来华推动中国的共产党的建立。会见孙中山不过是“高兴地接受了陈（独秀）同志的建议”，因为“认识了孙中山，我（维经斯基）就有可能认识陈炯明将军和就近仔细观察他的‘神奇的’空想和计划。”46

2.“孙中山为讨伐吴佩孚，在广东韶关设立大本营，任命李烈均为北伐军总司令”。

据查，李烈钧从未做过北伐军总司令。

3.“后因陈炯明叛变停止北伐。遂决心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又得到苏联的支持。”

关于1922年6月16日的陈炯明部将叶举驱赶孙中山的事件，即所谓“陈炯明叛变”，当时除国民党的报刊外，大都另有看法，近年学术研究更有许多新进展。此事说来话长，此处不赘。至于“将战略中心转向中国西北”云云，不但与这一事件无关，而且是否值得谢先生那么热情去肯定，也是大有疑问的。

早在1919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我们在远东的总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可能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必须积极帮助朝鲜人和中国人建立游击队组织。”但俄国自己则“必须防止同日本发生冲突”。47 1920年俄共又考虑“拟把新疆省作为驻扎苏俄军队和华南军队的集中地点……驻扎在俄罗斯中部的中国军队（指在俄国的华人组成的红军-引者）已同南方首领孙逸仙举行了军队合并的谈判，前者表示完全同意同南方配合行动”。孙中山为此派出的代表已经到达俄罗斯。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