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项羽呢，他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军事胜利，收服了楚国的失地，重新夺回了楚汉战争的主导权，但他的损失却是更为惨重的。首先，他失去了雍、塞、翟、河南、河内、韩等大量重要与国，不得不从此面对稳固地占有蜀汉关中地区的强大敌国——汉王国。其次，彭城之战后，项羽失去了一国主宰天下的绝对霸权，不得不容忍齐赵地区和南楚地区的诸侯各国自主独立，以争取他们共同对抗以汉为首的敌国。进而，彭城之战后，楚军始终无法越过荥阳西进，在汉军的坚守之下，被动地陷入围城攻坚的长期消耗战中。从此以后，项羽无法再用他所擅长的奇兵速决的方式攻击汉军，逐渐失去了战略优势。
彭城之战后，楚汉相争进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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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记·项羽本纪》记其事说：“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楚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史记·留侯世家》说：“良说项王曰：‘汉王烧栈道，无还心矣。’乃以齐王田荣反书告项王。项王以此无西忧汉心。”说法不同。《汉书·张良传》记其事说：“时汉王还定三秦，良乃遗项羽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又以齐反书遗项王曰：‘齐与赵欲并灭楚。’项羽以故北击齐。”今从《汉书》并作补充解释。[2] 《史记》和《汉书》的记载，都是汉朝的史官站在汉朝的立场，依据汉朝的史料所做的编撰，对于楚国方面的军事部署和行动，几乎没有涉及。笔者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不时有意识地转换到楚国的立场，依据汉军进攻中遭到的抵抗来复原楚国的军事部署，尽可能恢复历史的真相。[3] 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籍贯限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五A，1990年。[4] 刘邦与张耳早年的交往，参见拙著《秦崩》第一章“战国时代的刘邦”、第二章“秦帝国的民间暗流”。[5] 申阳受封河南王的缘由，参见拙著《秦崩》第八章之一“章邯投降”。[6] 魏豹对于项羽在领土分割上的不满，参见本书第三章之五“魏豹反汉被擒”。[7] 关于司马卬受封殷王缘由的详细，参见拙著《秦崩》第八章之一“章邯投降”。[8] 张耳的婚姻，参见拙著《秦崩》第一章之十“刘邦的追星历程”。[9] 刘邦的婚姻，参见拙著《秦崩》第二章之三“酒色婚配新生活”。[10]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席代岳译，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第1601页。[11] 秦汉时代，乡里是社会的基层组织，复杂而因时因地不同，我在这里只是尽可能作一个简要的通识性概括，挂一漏万是不可避免的。史学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大量的成果，邢义田《从出土资料看秦汉聚落形态和乡村社会》，收于氏著《治国安邦》，中华书局，2011年，是结合出土文献的新型综合研究，可参见。[12] 参见吴荣曾《监门考》，收于氏著《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13] 参见马新《两汉乡村社会》第四章第二节“两汉乡村的里社”，齐鲁书社，1997年。[14] 蔡邕《陈留东昏库上里社铭》，有各种版本，一般多用《太平御览》本（卷五三二），我最初也用了此本，后经查对，此本是删改本，错误百出，不可用。后读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本（卷七十五），再读杨以增校刊《蔡中郎集》本（卷五，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刊《四部备要》本）。杨本叙版本来源清晰，有校勘记，较优，遂置换用杨本，并将全文标点附录如下：曰社祀之建尚矣。昔在圣帝有五行之官，而共工子句龙为后土，及其歾也，遂为社祀。故曰：社者，土地之主也。周礼建为社位，左宗庙，右社稷，戎丑攸行。于是受脤，土膏恒动，于是祈农，又班之于兆民，春秋之中，命之供祠。故自有国至于黎庶，莫不祀焉。惟斯库里，古阳武之户牖乡也。春秋时，有子华为秦相。汉兴，陈平由此社宰，遂佐高帝克定天下，为右丞相，封曲逆侯。永平之世，虞延为太尉、司徒、封公。至延熹，延弟曾孙放，字子仲，为尚书。外戚梁翼，趁宠作乱，首策诛之。王室以绩，诏封都亭侯，太仆、太常、司空。毗天子而维四方，克错其功，往烈有常。于是司监爰暨邦人，佥以宰相继踵，咸出斯里，秦一汉三，而虞氏世焉，虽有积德余庆终身之致，亦斯社之所相也。乃兴树碑作颂，以示后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