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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消息都被严密封锁起来了。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人援引国家机密法案，把村子里每个有关人员都单独叫去谈话。其实没什么必要。因为这些人很特别。你也看见了，他们遇到不幸的时候会抱成一团，对外人一律敌视。他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他们的私事，跟别人谁都无关。”

“再加上西摩尔。”

“一点儿没错。你知道吗，西摩尔去年二月份死了。”

“我不知道。”

“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开车回豪尔特的时候，车子翻下了滨海公路，被沼泽吞了。”

“那件事之后他怎么样了？”

“他的精神问题被证实了。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八年之后，借着精神健康法案松动的机会放了出来。”

“可是大家怎么能容忍他生活在周围呢？”

“在这一带，至少有半数的人家都跟他有亲戚关系。乔治・王尔德的妻子贝蒂，是他姐姐。”

“上帝啊，”我说，“这我可真不知道。”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年来的缄默也是对西摩尔的一种保护。”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说，“他那天晚上的行为让所有这些人都蒙了羞。这种事儿，遮掩下来总比宣扬出去好。”

“有道理。”

“那么那块墓石呢？”

“工程兵派到了这里，把村子清理了一遍，修好了受到破坏的地方，把所有的尸体都埋进了院子里的一个大墓坑里。什么标记也没有，他们吩咐说就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不这么想？”

“不光我不这么想，大家都是。战时的宣传虽然会带来很多影响，但是的确很有必要。我们去看的每一部战争电影，读到的每一本书、每份报纸，都把一般的德军士兵描绘成了粗鲁凶悍的野蛮人，但是这些人可不是那样。格拉汉姆・王尔德至今还活着，苏珊・特纳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这都是因为施泰因纳的一个部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他们。还有记住，在教堂的时候，他可把人们都放了。”

“所以才立起了一座秘密的纪念碑？”

“是的。安排这件事很容易。老泰德・特纳是个退休了的刻碑匠。刻好之后，我做了一次私人的圣事，然后就铺了上去，又隐藏起来不让一般人看见。虽然那个叫普莱斯顿的人的尸首也在里边，但是纪念碑上没有他的名字。”

“你们全都同意这么做吗？”

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却带着萧索：“你可以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某种惩戒。用施泰因纳的话说，这是要在他的坟墓上踏几脚。那一天我非常地恨他，想亲手杀了他。”

“为什么呢？”我说，“是因为德国人的子弹把你搞成了残疾吗？”

“我没跪下向上帝祈求帮助我正视真相之前，一直都是这么欺骗自己的。”

“乔安娜・格雷呢？”

他的脸完全隐入阴影里了。我发现要看到他的表情是不可能的。“我习惯于听别人忏悔，自己却不习惯忏悔。不过你说得对。我很欣赏乔安娜・格雷。噢，不是那种傻乎乎的两性之情。对我来说，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女人。当时得知她真正身份的时候，心里的那种震撼，我甚至根本就没法开口描述。”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你在谴责施泰因纳？”

“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心理学吧。”他叹了口气，“都这么久了。一九四三年的时候你几岁？十二岁，还是十三岁？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什么样儿吗？”

“不太记得了——你说的这方面不太记得了。”

“战争好像没个尽头似的，人们都筋疲力尽了。如果施泰因纳这些人的故事，还有这里发生的一切要是披露出来，会对国民的士气造成多么严重的打击，你能想象吗？德国空降兵竟然能够在英国本土登陆，而且只差一步之遥就把首相绑架了？”

“离得那么近，只要扣一下扳机，就能一枪打烂他的脑袋了。”

他点点头：“你现在还打算出版吗？”

“我找不到不这么做的理由。”

“你想想，这件事根本就没发生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谁能开口说它存在过呢？你不是也没找到哪怕一星半点的官方档案吗？”

“没有，”我赶紧说，“不过我跟很多人聊了，把他们告诉我的事情放在一起，就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

“也许可以吧，”他无力地笑了笑，“不过你还漏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

“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书数不胜数，你随便翻出一本来，看看那个周末温斯顿・丘吉尔在做什么。不过这对你来说大概太简单、太明显了。”

“好吧，”我说，“还是你来告诉我吧。”

“他正准备搭乘声望级巡洋舰去参加德黑兰会议。途中停靠在阿尔及尔，给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伯爵颁发了特别版本的北非勋带，然后，我记得是在十一月十七日到达了马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