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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安娜・格雷，原名乔安娜・冯・奥斯滕，一八七五年三月出生于奥兰治自由邦[8]一个叫菲尔斯科普的小城市。她的父亲是农民，也是一位荷兰归正会[9]的牧师，十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迁移——那场一八三六至一八三八年间，数万布尔农民[10]为了逃避英国的统治，从开普殖民地辗转来到奥兰治河北岸新土地的人口大迁徙。

她二十岁上跟一个叫迪尔科・杨森的农民结了婚，一八九八年育得一女。一年之后，与英国人的冲突终于爆发了，这就是第二次布尔战争。

她的父亲组织了一支骑马民兵，一九〇〇年五月于布隆方丹遇难。虽然战争从那时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可是整场冲突所带来的真正的悲剧才刚刚开始。这场悲剧长达两年，在这期间，迪尔科・杨森跟同袍们一道继续奋起抗争，他们化整为零，利用远郊村镇的依托和掩护进行着游击战。

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一日，一股英国游骑兵来到杨森的家乡，奉命搜捕迪尔科・杨森。出乎意料的是，杨森早在两个月以前就在山区营地中因伤不治而亡，而且就连他的妻子对此也毫不知情。家里只有乔安娜、她的妈妈还有孩子。军曹问讯的时候，乔安娜一概拒绝作答，于是被拖到牲口棚里加以审讯，还两次遭到强奸。

她找到当地指挥官，然而提出的控诉如石沉大海。而且当时英军正对游击队进行无差别作战，他们烧毁村子，荡平一切区域，把人们都赶到一起——这就是后来的集中营。

集中营的情况糟糕透顶——相比之下，一塌糊涂的管理所带来的问题要比故意挑唆敌对来得还要严重。疫病四起，十四个月之内死了两万多人，乔安娜・杨森的妈妈和女儿也撒手人寰。最富有戏剧性的是，要不是查尔斯・格雷医生的悉心照料，她也早就命不久矣。当时此地条件在英国遭披露，引起民众抗议大潮，这位英国医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受命前来改善状况的。

她对英国人的憎恨，已经深深地烙在了她的骨头上，永世不褪。然而格雷向她求婚时，她却点了头。毕竟，她时年二十八岁，是生活毁了她的一切。丈夫、孩子和所有的亲戚都已不在人世，而且她已一贫如洗。

毫无疑问，格雷爱她。他长她十五岁，从不苛求，彬彬有礼。几年过去，她逐渐对他有了牵挂，但也仍然带着孩子气的任性、易怒和缺乏耐心。

他接受了伦敦圣公会的工作成为了宣教医师，工作地点一路从罗德西亚、肯尼亚直到祖鲁。虽然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何会对她眼中的黑非洲那么殚精竭虑，她还是接受了这一切，更为了配合他做好工作，接受了一份单调乏味的教职。

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因中风而逝世，而给她留下的只有区区一百五十镑，供她度过余生。命运再次无情地打击了她。但她靠着在开普敦给一位英国公务员当家庭教师的收入，又一次挺了过去。

这段时间里，她对布尔人的民族主义逐渐发生了兴趣，于是定期参加某个曾于战时打过交道的极端组织的会议。这些会议都致力于让南非从大英帝国治下摆脱出来。一次会上，她结识了汉斯・梅耶，一位德国土木工程师。尽管他比她小了十岁，一段罗曼史还是一发不可收。这使她感受到了自初嫁以来不曾在任何人身上体味过的吸引力。

实际上，梅耶是德国海军情报部门驻在开普敦的特工，专司在南非搜集关于海军设施的情报。而乔安娜・格雷的雇主恰好为海军部工作，乔安娜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某些文件拿到手，待梅耶拷贝后再送回原处。

她欣然为之。不光因为他身上真正的激情，更重要的是，这是她一辈子头一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她要一报还一报。

梅耶回到德国后，保持着跟她的通信联系。而一九二九年欧洲经济大萧条，大半个世界的人都感到天塌地陷之时，乔安娜・格雷却终于时来运转了。

诺威奇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来信，告诉她说先夫的姑姑亡故，在北诺福克郡的斯塔德利村外给她留了一幢小木屋，还有一笔每年四千余镑的收入。只有一个问题：老人家乡情难舍，因此这份遗嘱有个严格的前提条件——乔安娜・格雷必须搬到那里去住。

“到英国去住?”她简直如芒在背，可要不然怎么办呢？难道继续这么过下去，做上流社会的附庸，最后潦倒一生？她从图书馆借了本关于诺福克的书认真读，尤其不放过关于北部沿海地带的章节。

光是名字就让她懵懵懂懂了。什么斯蒂福基、莫尔斯顿、布雷肯尼、近海的克雷、盐沼、乱石滩……她对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概念。于是她给汉斯・梅耶写信倾诉自己的困扰。梅耶很快回了信，信上鼓励她搬过去，还答应一有机会就尽快去看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