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宰相飞头去和戎（第2/12页）

截止到这里，韩国戚的人生都经历过了，再没什么兴趣。

“一朝南面做天子，东征西讨打蛮夷……”

这一句才正中要害。

他不是天子胜似天子，这么多年以来唯我独尊，早已养成了睥睨天下的气势。当各种舒适的享受不再中意之后，自然要追求刺激。

男人的刺激，更有哪种可以高过征服？

韩侂胄在金楼玉宇间、脂粉腻堆间忽发雄心壮志，决定重新开启北伐，既报国仇又愉悦自己。这个决定传到外界，整个江南一片惊诧。这实在是太突然了，难道帝国的安危、人民的福祉都只在某个人的心念一转之间就决定了吗？

此举在后世也引起了长久的惊诧。因为关于北伐这个念头升起，历史给出的答案并不是韩国戚某天吃饱了撑的随手拍了一下脑袋的产物，而是某个人的怂恿。这个人是谁，出于什么目的，都是谜，没有确切的正解。按官方的史书说，是“……或劝侂胄立盖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复之议兴”。

只是“或劝”，没有具体指出是谁。

宋史的官方、私人资料是非常详细的，基本上每句话都会注明由何人在何时因为何事而说，细致处堪比圣人？孔吃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点点小事都考证得清楚明白。

那么为何灭国级大政的初倡者是谁却讳莫如深呢？

不是韩侂胄自己，史书说了是“或劝”；不是韩党内部人，不然道学家们绝不会放过他，必将其铭刻于耻辱柱上万年不朽。那么会是谁呢？

呼之欲出，你懂的。

终于再次北伐。时光漫步到公元1205年左右，汉民族的群体思维早已有了新的共性，曾经拥有的奋锐之气，如神宗改革、绍兴北伐等一一失败，造成了严重的思维后果。人们再不信努力可以得到成功了，而是总结出越是努力，越是悲惨，一动不如一静，务外不如守中。

惰性、悲观接近定型。

尤其是太宗时代的雍熙北伐，历时不过几十天就输赢易位，更为上述的理论找到了佐证。这时韩侂胄提出北伐，赞成的人全国海选也没有几个，反对的人倒是不停地跳出来，公开议论，私下谩骂，写信给韩国戚本人挑衅的，都大有人在。

不一一细数了。韩侂胄操起专治大棒，劈头抡过去，很快世界变得安宁，鸦雀无声了。

可以办正事了，举国伐谋，第一要素是民心士气。史书上说韩侂胄不学无术，心粗寡谋，那都是偏见、诋毁。这个人很有见识，并且务实。针对看似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国民气氛，他没去唱高调搞演说，只是办了几件大快人心的事。

在镇江府为韩世忠立庙。

镇江临近黄天荡，在那里南宋第一次击溃了不可一世的女真人，只差一点点就让金兀术全军覆灭。那里是南宋军威振奋的起始点，在此地为英雄立庙，其意不言而喻。

一个月后，南宋追封岳飞为鄂王。

在岳飞的追封制里，南宋官方以霍去病、祖逖相比于岳飞，盛赞其精忠报国的一生：“……人主无私，予夺一归万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岂待百年而定。”

岳飞终于封王，尽管时间错过得太久了，尽管岳飞生前就不在乎这些头衔，可毕竟公道自在人心，南宋官方、民间稍有良知的人都因这份追封而振奋。它是对忠诚、勇武、不屈、自尊等信念的肯定，让久违的英雄气概闪回了片刻。

不久之后，更加大快人心的消息传出。南宋官方追夺秦桧的王爵，撤回封王时的告词，降为衡国公。追夺其原谥号“忠献”，改为“谬丑”。降封制中产生了一条堪称经典的话：“……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

这让心怀忠义的人迅速与韩侂胄产生了共鸣，辛弃疾、陆游等知名人士和他走在了一起，甚至在党禁中与韩侂胄势不两立的著名道学人物叶适也重新出山，为北伐谋划。

北伐进入实质准备阶段。北宋自太宗时期开始进入战争状态后，有一个总管钱粮的部门，叫国用司。韩侂胄自任其职，为北伐后勤把关。想了想，这样仍然无法总领全局，他感觉到有必要动用那项前人无人敢于长时间把持的极特殊权柄。

平章军国事。

有宋以来，这是总领全国军政要务于一身的最高权位。它打破了东府执政、西府领军的分配，加上宋朝的君权很多时候都不能做到独裁，可以想象，它是多么特殊甚至畸形。

在此之前，只有四个人得此殊荣，他们分别是真宗朝王旦、仁宗朝吕夷简，以及两位元祐重臣文彦博、吕公著。

其中王旦、吕夷简只任衔不到半年就主动辞职，文、吕二人谨小慎微，不敢分毫动用重权。韩侂胄与他们不一样，在战前攥取之，摆明了是要大肆动用。尤其是他的平章军国事，与前面的有区别。王旦、吕夷简是无可争议的领袖，平章军国事得的是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