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昼夜不停（第3/5页）

可是仍然有人站了出来，苏轼在朝廷里还是有一位好朋友的。不管这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如何、与苏轼的政治见解是不是抵触，在苏轼的心里，这人永远都是个可以共患难的兄弟。

章惇。

在这种时刻，章惇站出来为苏轼辩白：请问首相大人，你确定除了皇上，臣子都不用“龙”字作诗吗？你信不信还有人用“龙”字做名字呢？

王珪不示弱，这种关头一定要坚持。结果两人你来我往，在金殿上吵了起来。只是吵了好半天，才发现皇上很淡定地坐在上边，似乎想着别的心事。

王珪觉得不妙，有人造反了，为什么皇上不生气？五年前他不是这样的，当时把苏轼连关带贬，摁住了狠狠暴打，杀一儆百的效果非常好。可是现在……正在乱想，神宗说话了。

诗人作词，不是这样论的。苏轼自己咏他的桧树，跟朕有什么关系（彼自咏桧，何预朕事）？何况古人有荀氏八龙，有南阳卧龙，用龙字做名字的忠臣有很多。让他去修国史吧，你如果执意反对，就用曾巩。

都下去吧。

王珪和章惇退了出来，他用心地揣摩着神宗的态度，总觉得有些古怪。可是他身边的章惇还在火头上，还不想放过他。

章惇压低了声音说：“相公，你是想灭人家一族是吧？”

王珪摇头道：“当然不是，这是舒亶的话。”诬陷不成立，这时要低调。想来以他首相之尊，章惇也会见好就收吧。

却不料章惇的回答居然是句骂人话：“舒亶的唾沫你也吃啊？”（亶之唾亦可食乎？）痛快淋漓，牙眼相报，一点虚伪的假面都没有。这就是章惇的风格。

抛开这两人的争斗，在他们身后，神宗的表情一直是平淡的。是的，他变得古怪了，和五年之前就像两个人。那时他明明知道苏轼没有反心，可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要抓这个典型，好让自己的形象变得完美，哪怕是超级天才也别想毁坏他一星半点。

那时的心，高高飘扬在九天之上，复熙河、平荆蛮、征交趾，无往不胜，眼看征服西夏，汉人二百多年所没有的辉煌就将在他的手里重现，怎能不使他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37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

“我好孤寒！”神宗的健康以34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34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