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昼夜不停（第2/5页）

两个多月以后，苏轼出狱，他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做团练副使，不许擅自离境，不许参与任何公务，基本上就是一个领些工资的保释犯人。

苏轼活了，他走出监狱时发誓：“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从此之后再也不作诗、不属文，更不与其他文人唱和应答了。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饱受惊吓的亲友们放心，从此过上安稳平静的生活。

来到黄州之后，生活向苏轼展示了另一面。在这之前，在老家眉山时他有父母照顾；进京之后名满天下，有欧阳修那样的文坛宗主罩着他；反对变法时与王安石作对，身后有司马光等权臣大佬撑腰；哪怕贬到了杭州、密州、湖州，他的官也是越做越大，从通判变成了知州。

可是乌台诗案之后，他成了监外执行的罪犯，除了一份工资之外，所有的政治权利完全被剥夺，由于得罪的是皇帝，也谈不到什么前途。

就连怎样才能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最先出事的是工资。北宋的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并不都是铜钱、布匹、粮食这些硬通货，这是只有京城里的顶级大佬们才有的待遇享受，各个地方上的官员们的工资绝大多数都是些实物，想变成钱，就得自己想办法去折换。

比如这时的苏轼，他的工资由公家造酒用过的袋子来顶替，每月领到后得自己卖出去，才能到市场上买米买面回家过日子。

堂堂苏学士变成小商贩，怎一个屈辱了得。可是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很快地这份单薄的工资不足以养活苏轼人口众多的家庭了，他这时有一妻一妾四个儿子四个儿媳以及孙子若干仆役几个，全都靠他吃饭，这么多张嘴靠那些旧酒袋子，很快就会被饿死。

困境中苏轼做出了之前他死都不会选择的生路，他的一个姓马的朋友替他向州里申请到一块城东的荒地，大约50亩，由苏轼自己耕种。

这是什么，这是农民，回想从前他反对免役法时的话，尽管他这时与纯粹的农民有区别，可终究要干同样的活儿了。这是报应，也是上天的恩惠，它让苏轼切身实地地体会到了从前他所蔑视的阶级的痛苦。

而他这时不觉得痛苦，只要能平安地活下去，就足以让他满足。

从这时起，他开垦荒地，种植庄稼，满足于更快乐于自己是个农民，他给这片城东的坡地取名为“东坡”，并且以这两个字为自己重新命名。

他叫苏东坡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里文学天赋能排进前五的大天才躺在长风茂草里，躺在无限宽广浑厚的大地上，彻底脱离了名缰利锁，他的心性提升到了另一个新的层面。

在黄州的第三年时，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几行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矣。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须已白……”

这纸随手写下的小感，是排名仅在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之后的千古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在这个意义上，它奠定了苏轼宋朝第一行书大家的地位。

从另一方面说，这也是苏轼的悲哀。他想安静，可是超人的天赋让他不断地创作，直到让天下再次想起了他。五年之后，从京城传来了一个消息。

帝国最重要的任务落在了他的肩上，神宗皇帝想让他修国史。

国史，是记录某个朝代某位皇帝一生功罪成败的证据，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谁想研究那段历史，就必须首先从国史下手。

因其重大，所以要交给最可靠的人去管。在北宋，从来都是由当朝首相来兼职这份工作。可是这一次，神宗居然要用苏轼这个败坏朝廷名声、给新政抹黑的人负责。

这理所当然让一个人愤怒了。王珪跳了出来，他太没面子了，就算没有才华、没有个性，可也不能这样羞辱他吧，好歹他也是在位的首相。

王珪这个人是很不简单的，在历史里他被严重地低估了。大家都记得他是三旨宰相，上朝取圣旨，在朝接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个把首相干成了秘书的人。这不对，他是开启了北宋灭亡的潘多拉盒子的人，从最开始到最关键的两步，都由他释放出了那个空前绝后的妖孽。

这样的人怎么会没有脾气、没有个性呢？

这一次，为了阻止苏轼，他很阴险地翻了个老皇历，还是苏轼的那首蛰龙诗，他把苏轼定性为一个反贼。试问世上只有皇帝才可以称龙，苏轼的诗里居然也有，这不是造反是什么？

现在看这个罪名太搞笑了，实在白痴。可是在当时没人笑得出来，一旦成立，苏轼是要抄家灭族的。而且根据官场游戏，没人敢这种浑水，一不小心成了同案犯，小心造反会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