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士大夫阶层（第2/8页）

那么身为谏官，你有什么权力要别人闭嘴？何况事后找茬报复，实在没有工作上的失误，就拿李定家里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破事恶心人。

李定的事先放一放，个人再重要，除非是王安石本身，不然和熙宁变法的总格局相比还是无关紧要，我们可以另开一章，集中讨论下新法里各位“小人”的真假问题。

简单来说，宋神宗改变主意的三点原因就是这样了。按惯例，我们动用下现代人的思维，以跟王安石、司马光都没有一毛钱关系的立场，再加上近千年来各位大师学者们无数口水仗打出来的成绩，来辨别下它们的真伪，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点是假的，第二点是真的，第三点保留性参考。

第一点，吕惠卿捣鬼。也许吕惠卿有这个心，我们再认为他有那个胆，可是他的能力有多少呢？从宏观上看，连王安石在熙宁三年二月左右都没有绝对支配宋朝官场的能力，他一个小小的新法研究室主任有什么办法左右皇帝的意志？

再退一万步讲，想想濮议中宋英宗、韩琦、欧阳修等顶级三人组，在皇宫内院里灌醉曹太后得到议亲诏书，隔不了两天，就被外界的御史们查出真相的往事。如果吕惠卿敢做这样的手脚，反对派还能不吵闹得满世界都知道？

所以可以肯定，没吕惠卿什么事。

第二点，神宗派两个太监秘密外出打探消息，这是千真万确的。说来这是神宗的一大绝症，北宋帝国在最接近完美复兴的时候，就是一个太监败坏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让宋帝国从前进一步海阔天空，后退一步万丈悬崖的一线天阶段突然掉了下来，而本来，宋朝己经把胜利抓在了手里……

这时派出的这两个太监，第一有名有姓，第二神宗亲口承认了。在不久之后，文彦博出面替反对派说话时，宋神宗说出，派了两位内侍出京，回报说没有扰民的事。才引出了文彦博那句貌似悲愤填膺大义凛然的反驳——“韩琦，三朝宰相而不信，却信两内侍！”

要是没有前边的分析，只看这句话本身，反对派是多么的无可奈何，忠贞不渝啊！

第三点，关于李定进京一事一直都有争议，主要在进京的时间上。有说他是在事发一年前，熙宁二年时进的，可青苗法出台己经是熙宁二年的九月，考虑到古代法令的推行速度，在此后的三四个月时间里，就能遍行江南了？

然后李定还要从江南到京城，在本年度以内参与吵架过程，这样的速度一般来说需要京广线、京郑线这样的现代快车设备才能完成。

何况宋神宗只为一个稍微查一下案底就知道是王安石嫡系的人的话，就既定这种级别的国策，那他真是个疯子！

所以李定顶多只是加重神宗重新启动青苗法、100%支持新法的砝码。至于真正让他回心转意的决定性因素，应该还是那个梦。

由王安石进京所提出的，和他密谋确定下来的大宋国运走向的秘密宗旨。如果否定了青苗法，中止新法的进程，那些就都谈不上了，国家又会回来仁宗晚年、英宗当政时的颓废糜烂局面，甚至连那时也不如。因为至少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大臣分成两派，彼此水火不容的状态。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青时代的宋神宗在坚定之中一直存在的犹豫不决，这不是说他的本性中夹杂着软弱，细思量，其实是种心高志大的人通常都会得的病——追求完美。具体体现在他身上，就是一边企盼着变法图强的美好结果，一边又想着尽量安稳，别出大矛盾，别让国家伤筋动骨。

年青的他没意识到，什么叫改革。那是要让国家刮毛洗髓，脱胎换骨，远比伤筋动骨强烈一百倍！不这样，怎么能改变100多年以来的继定习俗，抢回来被各种特权阶级垄断霸占的国有资产……这件事他始终都是不懂的，因为他永远都在追求着完美。就在这10天之内，他都另做了一件事，来拆王安石的台。

与司马光有关，他任命司马光做枢密副使，把只有名誉、拟旨等特权的翰林学士，提拔到了国家最高领导集团里。

司马光的反应是很好玩的，他非常珍惜这次的机会，为了完美的形象，他像每一位大佬上任之前那样上表请辞。另一方面，更加珍惜马上就要失去的翰林学士的资格，那是能拟旨啊，有非常绝妙的好处。

在王安石请病假不上班的最初几天里，神宗下旨劝他回来。写这份圣旨的差使就落在了司马光的手里，司马光是这样写的——“今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也就是说，司马光用皇帝的身份这样教训王安石——现在士大夫们沸反盈天，怒不可遏。老百姓们骚动不安，想入非非，这种局面下你王安石还要辞职回家，抽身走人，躲清静。以你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合适了，多幸福。可朕的国事，己经形成的烂摊子，由谁去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