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皇帝：最不幸的人（第3/11页）

与此相配套的，是关于各阶层的人相互交往以及举行各种仪式的礼仪。《大明礼制》对不同品级之间官员见面时的礼仪做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谁应穿戴什么样的服装在哪里下轿、双方行什么礼、几跪几叩、答不答礼、坐在哪里、座位朝向什么方位、何时上茶、何时饮茶……都规定得清清楚楚。那些关于祭祀、朝仪的典礼，规定得更是琐碎周密得无以复加。比如皇帝出门打个猎，在什么时辰出发、身边带多少护卫、身穿什么服装、乘坐什么样的车子、打什么样的旗子等，都有一整套历代相沿的规矩。因此，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当然也都是有“规定”或者说有“格”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今天看来，这些规定似乎迂腐琐碎得可笑，但在当时这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治身容易治心难，中国帝王绝不满足于刀剑威胁下身体的屈服，他更要对全体臣民进行精神控制。这些礼仪规定，就是为了“治心”。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礼仪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社会野蛮、专横的等级专制，通过这些据说是根据自然原则制定的温文尔雅的礼仪，变得更有欺骗性，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终生生活在这些礼仪规条当中，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不平等的现实，每个人的身份意识都被强化，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只有这样，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因此，违反这些规定，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咸丰帝扳倒了和珅，宣布他的罪状时，郑重其事地把以下一条当成了大罪——所盖楠木房屋，奢华雄伟，超越了等级规定，房间里的隔断样式居然仿照皇帝居住的宁寿宫。明代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就任南直隶巡抚，消息传来，地方震动，“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本来用朱红油漆大门，听说海瑞巡抚来了，吓得把朱红色大门改漆成黑色。管织造的太监，一向坐八抬大轿，这时也吓得改乘二人小轿了。为什么？因为明代国家规定，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国家官员才可以用朱红色油漆大门，非法使用朱红色，在当时是一条重罪。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专制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是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贾谊在《治安策》中，把这个思路说得非常明白：“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就是说，帝王之尊如同高堂，大臣们如同台阶，平民百姓们如同平地。如果台阶数量多而且间距大，那么大堂自然就高高在上。如果没有台阶，那么大堂就低得多。高则难攀，威风凛凛，低则容易触及，不容易保持权威。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把人们分成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等不同等级，而天子高居其上，其尊严不可触及。

历代帝王不断增加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等级越是靠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与皇帝相关的礼仪繁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际的可笑程度。比如那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之城，由于无限的夸张和铺陈，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殿不过是一间殿宇的一再重复。区别所有宫殿的不过是龙墀的高度、屋顶的重数、殿宇的体量以及屋顶的走兽和斗拱出挑的数目而已。每座宫殿的布置也大同小异：三明两暗，千篇一律的雕花槅子，一几二椅或者二几四椅。最夸张的是，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

三

当然，这些奢华的形式主义，不过是用来装饰权力的花边。皇帝的实际权力比这些形式展示出来的更为巨大。

中国式的皇权大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大于人的想象力。据说，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抽象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