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光武为何称中兴（第3/6页）

刘秀在登基初期对外戚们的打压，一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刘秀乃至其身后几代帝王时期，外戚们都相当的低调，几乎夹着尾巴做人。典型代表就是汉朝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来成了汉明帝的皇后，汉明帝树“云台二十八将”的时候，本想把马援也树进去，可因马援是自己的“老丈人”，为了避免旁人说他重用外戚，也只好作罢。由此可见，在东汉开国早期，外戚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群体。

没有了外戚的掣肘，刘秀是非常自在的，东汉早期大批草根官员得以晋身仕途，地方治安大好，与外戚们为了自保奉公守法有很大的关系。至于外戚主动勾结官员的事情，在当时更是官场的高压线，一旦犯上这条，天王老子也救不了。

二

而在光武中兴的国家建制中，有另一条被忽略的重要因素：以儒治国。

刘秀建国，表面上看，和西汉一样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但这两种休养生息政策建立的土壤是大不一样的。刘秀时期的休养生息，是建立在儒家思想统治全国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既是国家大政方针的考虑，也是刘秀的个人爱好。

刘秀时期之所以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因为此时东汉帝国的国家特征，和西汉时期大不相同。西汉建国早期，还处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遗症的发作期，国家人才凋零，特别是儒家集团遭到了残酷地打压，而法家因为秦末的暴政，也成为了当时汉帝国的公敌，在这种情况下，秦末因为思想平和而未太遭到秦帝国打压的道家黄老学派，也就因此成为国家思想的主流。东汉的情况却不相同，当时的中国，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诸子百家的思想大都凋零，而儒生集团的发展却极其迅速，到了西汉末年战乱的时候，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学派，实现了“规模经营”，当时的国家知识界，主流都是儒生，因此继续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就成了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界的呼声。而且东汉建国的政局，和西汉也大不相同，西汉在建国后，通过对韩信、彭越、英布等人的清洗，已经基本扫除了对中央威胁最大的功臣势力，而且大清洗的同时，为了稳定人心，也自然要在行政上推行“无为而治”。但是东汉的局面却不同，刘秀不像刘邦一样搞大清洗，他对功臣，主要就是给予崇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来削减他们的政治权利，这样做虽然厚道，但是作为一个志在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帝王，对功臣勋贵不忌惮是不可能的，所以利用儒家“尊君”的思想，进一步神话皇权，确立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成了刘秀的必然选择。

而且刘秀本人，也是一个对儒学非常热衷的人，他本身就出身于地主之家，从小受儒生的教育长大，即使是后来做了皇帝，对儒学的热爱也是有增无减。他经常在每天工作结束之后，和儒生们一起探讨儒家的治国之道，有时候到了深夜还不休息，太子刘庄因此担心他的身体，劝说他要早休息，他却回答说“我喜欢，所以不疲倦”，著名的成语“乐此不疲”就是这么来的。不但热爱儒学，刘秀更热衷于做一个文化大师，当时的儒家学派林立，各种学派争论不断，刘秀经常在皇宫里举行“论坛”，亲自听取各家学派的辩论，然后仲裁其中的胜败，确立主体的儒家思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刘秀以马上开国，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军事上的探讨活动，其中东汉名将冯异曾劝说他抽空给军队“做报告”，讲述自己征战的经过，刘秀的回答是“天下不言兵革久也，讲之何益”。

刘秀的儒家治国思想，对于整个东汉的朝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一点在官员的任用上，刘秀首先重视的，是有儒家背景的文臣，包括在尚书台建立之后，真正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都是颇有盛名的儒生们，而不再是功臣贵族；在地方的行政权力上，地方官也大多通过孝廉制度，选拔在地方上颇有声望的儒家学者担任，而儒家的伦理纲常，更被刘秀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方式，凭着儒家官员的抢班夺权，原先在刘秀打天下时候立下战功的功臣们，也变得非常识趣。比如在建武十三年的时候，作为功臣的李通首先交出了自己“司徒”的官职，刘秀随即给了李通厚赐，并下诏表彰其功勋，这个政治信号一放，各路功臣们纷纷响应，大将军邓禹也交出了自己的兵权，随后朝廷取消了将军职位，将原来作为独立指挥的兵权，划归到“三公”治下。如此一来，东汉的政权，也就真正消除了对皇权的最大威胁。

以儒治国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国的大裁军。东汉开国战争时期，刘秀的军队数量，最多时曾到达100多万人，到了开国之后，裁军也就提上了日程。当时的东汉，除了在边境上保持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之外，大部分的军队都重新解甲归田。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等内陆地区，刘秀曾经出台政策，凡是转兵为农的军队，国家赐予优厚的土地和赏赐，并发放农具恢复生产。刘秀在位时期，整个汉帝国的军队，缩减到了大约30万左右，但东汉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因此降低，在后来对匈奴以及羌族的战争里，东汉军队一直保持着高水准的战斗素质，刘秀的精兵简政政策，一直贯穿到整个汉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