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光武为何称中兴(第2/6页)

汉光武时代开国的地方官员们,身份和西汉初期开国也有很大不同。西汉初期开国,在地方官员的任用上,都是老成持重的当地名流,成分比较单纯。到了刘秀时代,地方官的成分非常复杂,既有王莽时期的旧官员,也有皇室宗亲,功臣宿将之后,因为人员比较杂,所以隐含的麻烦也比较多。王莽时期的这些旧官员们,和前朝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固然有非常丰富的治理地方的经验,但是前朝的陋习也非常严重,尤其是在掠夺百姓和贪赃枉法上,许多人都是“老手”,这些人既要用,更要监督。而皇室宗亲与功臣宿将,他们的问题却是“马上得天下,马上难治天下”,这些人大多数是军人出身,最大的优点是打仗,治理地方本身就不是他们的长处,有时候一些简单粗暴的办法,反而会好心办坏事,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设立刺史制度,对地方官员进行监督,最大限度地削弱地方官员权力,不给他们专权的机会,也就显得尤其重要了。

在地方职权进行调整的时候,东汉帝国的中央机构也在进行改革,东汉的官制,主要沿用了西汉的三公九卿制度,即司徒、司空、太尉三者称三公,但是在具体的职权上,东汉却进行了大力的削减。和西汉时期三公往往有“太师”“太保”“太傅”等名誉爵位不同的是,东汉仅仅保留了“太傅”。东汉的九卿,和西汉不同,完全被划入了三公的附属之中,从表面看,这样是加强了三公的权利,但事实上刘秀却是“阴坏”。一是刘秀一反西汉时期让周勃、陈平等开国元勋担任丞相的做法,在他的政府里,开国元勋一律不能担任三公。而在权利上,三公其实也大为缩水,刘秀的各项统治政策,大部分都是由尚书台来实行,三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名誉性的职位。

而刘秀在中央政权上的新发明,就是著名的“尚书台”。尚书在西汉的时候就有,但那时候的尚书,只不过是少府的一个办事机构,甚至没有单独的名分,到了刘秀时期,尚书的权利迅速扩大,尚书台设主官一人,称尚书令,下面有副主管——尚书仆射,外加左右二承。下面的曹史等各级官员,共有62人。在东汉时期,尚书台才是国家权利的最高核心,他们位高权重,朝廷决策,机密谋划,赏罚官员,都是由尚书台来运作,三公的职权大部分都被他们取而代之。而对比鲜明的是,尚书台的官员品级并不高,这样一来,三公有高位而无实权,尚书台有实权而无高位,两家互相牵制,刘秀的皇权,也就可以从中掌控,高枕无忧。为了统一中央威权,刘秀可谓煞费苦心。

这种强化个人威权的做法,在东汉开国的时期,不但没有引起下面的抵触,反而引起了举国的拥护,因为尚书台的官员,虽然品级低微,但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和功臣宿将关系密切的官员,上上下下早已经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所以位高无权的三公和位低权重的尚书台之间,开始也就能形成“和谐”局面。但是从当时恢复国民经济的角度说,尚书台的建立,确实起到加快国家行政效率的作用,比起三公掌权时期的机构林立,人员臃肿,行政效率低下,对新政策的抵触重重,尚书台对于皇帝,却只有无条件的尊奉实行,帝王的威权在这个过程里,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与行政机构改革同时进行的,是刘秀对于外戚集团的遏制。当时的刘秀,对外戚集团是极其提防的,因为当年西汉帝国,就是灭亡于外戚的王莽集团,所以刘秀在开国后,对外戚进行了种种限制,其中最主要的政策,就是用金钱换权力,即给予外戚充分的经济特权,用来换取外戚们的行政权力。在这一点上,刘秀首先拿自己的舅舅开刀,他的舅舅焚丹、焚寻、焚宏相继封侯,在封侯的同时,其手中的兵权也被刘秀收回,刘秀还煞费苦心,给予三位舅舅名马高车,让他们在家乡招摇,以示荣宠。刘秀的三个舅舅们也很知趣。比如刘秀的舅舅焚宏,多次告诫家人要谦虚,并且把“富贵盈满自溢”作为祖训,要求家人来起尾巴做人。舅舅们起带头作用了,其他人更不用说。刘秀在封郭圣通做皇后时,顺便封了皇后的几个兄弟为侯爵,后来郭圣通被废除,但是她的几个兄弟并未被追究责任,只是被免除了行政官职,反而加赐俸禄。郭圣通之后被封为皇后的阴丽华,她的哥哥阴识长年跟随刘秀征战,立有大功劳,但是,当刘秀表态要封阴识侯爵时,阴丽华却私下告诉兄长,不要轻易接受,结果,阴识在受封的时候几番退让,甚至泪流满面,在刘秀几次表彰之后,才勉强以感激涕零状接受了册封。如此表演,也只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姿态。在刘秀的治下,外戚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后来阴识的弟弟阴兴也多次推辞加官进爵,最后干脆归隐山林。这种模范带头作用,也给了所有人政治信号。刘秀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在建国之后都主动交出了官职,仅仅以外戚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除了怀柔手段以外,刘秀有时候也杀鸡给猴看,东汉初期的著名学问家冯衍,是一个享有盛名的贤才,刘秀一开始很想重用,但这个冯先生学问虽好,政治智商却几乎为零,他因为得到了阴丽华弟弟阴兴的举荐,和阴家交游甚秘,多次参加阴家的宴会,之间还诗文唱和好不亲密。这本是一件小事,刘秀知道后却大为恼火,当场把冯衍下牢狱,之后又在阴皇后的求情下,勉强赦免他的罪过,将他发回原籍安住,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要警戒那些外戚们:都给我老实点,我刘秀眼里可不容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