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匈奴曾这样欺负汉朝

老话说得好:国家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对于西汉帝国而言,从建国开始,乃至整个王朝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朋友”和“敌人”是经常变的,唯独不变的一个敌人,恐怕就是长期以来笼罩在整个中国北半部的一个阴影——匈奴。

在西汉以前,“匈奴”这个敌人,对于这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就不陌生。战国时期的赵国、燕国、秦国,都曾长期忍受匈奴侵扰之苦。秦始皇发动民力修筑万里长城,其本意也是为了防备匈奴的入侵。事实上,秦始皇修的长城,并不是凭空而建,而是把原先燕国、赵国、秦国3国北方防备匈奴的长城连接起来。从战国群雄争霸到秦末楚汉逐鹿,匈奴与中原的军事冲突也始终未断过。对于以步兵和战车为主要作战方式的中原军队来说,匈奴骑兵的高速突击与运动战中的骑射,是正中他们“死穴”的杀招:笨重的战车与步兵跟不上匈奴骑兵的速度,只能成为人家射杀的猎物。大规模兵团作战中,更容易被人家以避实击虚的方式,在运动战中被消灭。在西汉之前,中原政权曾有过赵国李牧大破匈奴以及秦国蒙恬收复河套的胜仗。但是这两场战役,前者是通过诱敌深入的方式,将匈奴人诱到长城下面,依托坚固城防与战车聚歼,后者则是凭借秦军强大的弩箭装备和战车冲锋,将匈奴人驱逐。但对于匈奴骑兵高速机动的作战方式,依然没有比较好的办法。所以对于当时的中原政权来说,修长城,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而在西汉王朝建立后,匈奴这个敌人的实力,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西汉之前,中国北方的草原形势,其实是“三足鼎立”的态势。盘踞今天东北地区的,是一大游牧部落“东胡”,而盘踞内蒙古西部以及河西走廊地区的,是西北的游牧部落“大月氏”。在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3年,当刘邦与项羽为了争天下而打得昏天黑地时,北方的匈奴民族,也在进行着统一草原的战争。公元前209年,匈奴王子冒顿杀害父亲头曼,篡夺了匈奴“单于”的位置,随后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先于公元前205年平灭东胡,占领了东北大地,继而又发动了西征,赶走了盘踞河西走廊的月氏人,不但占有甘肃,更迫使西域国家臣服匈奴。到了西汉建立时期,汉帝国北面的匈奴人,已非秦朝时“不敢南下牧马”的“吴下阿蒙”,而是一个在冒顿单于整治下,拥有完备的组织建制,高效统一的作战指挥体系,广袤的国土,空前强大战斗力的游牧帝国。无论是春秋时代齐桓公“尊王攘夷”,还是秦始皇收河套修长城,都不曾面对过这样强大的对手。

对于富饶的中原大地,匈奴帝国也是有想法的。冒顿时代,匈奴的“王廷”,已经从原来的阴山迁移到了鄂尔浑河地区,匈奴单于直接控制的区域,正对着中原的河北蔚州地区。而匈奴的左贤王管辖的地区,正对着河北怀来地区,匈奴右贤王的控制区域,正对着陕西榆林地区。早在秦末农民战争时期,匈奴就趁秦帝国主力南下的机会,重新夺取了河套草原。河套丢失的结果,就是定都长安的西汉帝国,脑门上长期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西汉帝国建立初期,匈奴的侵扰日益频繁。而此时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大肆诛灭异姓王的行为,也给了匈奴发动战争的机会。刘邦登基后,对曾帮助他得天下的各路异姓王,采取了打压甚至诛杀的政策。韩信、彭越、英布3位大功臣相继被铲除。北部方面,与匈奴相邻的异姓王,包括燕王卢绾、常山王张傲、韩王信等。这其中尤其以韩王信地位最微妙:他是战国时期韩国王室的后人,秦末农民战争时期,他曾跟随刘邦入函谷关灭秦,后被封为韩王。天下大定后,他这样的人物注定会被刘邦猜忌。果然,不久他就被迁出了原来的韩国封地,改封在太原,正好与匈奴相对。虽然韩王信忍气吞声就封,但双方的裂痕已日益加剧。如此机会冒顿单于自然不会放弃,韩王信前脚刚到太原,公元前201年九月,几万匈奴骑兵就拍马杀到。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的军事碰撞,就以这样一种趁火打劫的方式突然到来。

战端既开,韩王信起初全力迎敌。但内战里都算不上精锐的韩国军,又怎是匈奴扈卫精骑的对手。结果韩王信连战连败,重镇马邑被围。刘邦呢,却想趁匈奴入侵的机会,假匈奴之手削弱韩王信。因此在这一年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救援,很想坐山观虎斗。但“虎”也没这么傻,韩王信知道,自己本来“档案就黑”,楚汉相争的时候曾投降过项羽,一直怕刘邦秋后算账,这次匈奴入侵又连遭败仗,战后势必没好果子吃。结果横下一条心,主动找匈奴商量——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