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祖、太宗(下)（第7/13页）

此为豪格讦多尔衮，而为何洛会所出卖；在此以前，两黄旗即有拥立豪格，而济尔哈朗亦曾与闻的事实，《清史列传》本传：

(顺治四年)二月以造第逾制……罢辅政；五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王在盛京时，不举发两黄旗大臣谋立肃亲王私议……降多罗郡王。

"不举发"自为支持豪格的明证。

二、为夺皇位。多尔衮与豪格双方，旗鼓相当，争持不下，势必演变为自相火并；大概除代善的正红旗以外，其余七旗均将卷入漩涡，则外有拥重兵的吴三桂，内有犹未倾服的祖大寿，乘机而起，危亡立见，故由代善以家长的资格出面调停，既不立豪格，亦不立多尔衮，皇位仍归于太宗之子。但多尔衮辅政，则豪格不能再辅政，否则又成两虎相争之局，故以较疏远的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并为"辅政叔王"，代表豪格的利益。

这是勉强达成的协议，豪格应得皇位而未得，属于失败的一方；多尔衮虽未得皇位，但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自是胜利的一方。因此，只要多尔衮稍有逾越，即足以造成豪格举兵的口实。所以代善的责任极重，他必须表现出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绝对维持协议，才能约束豪格。哪知世祖即位第二天，便有硕托、阿达礼之事，其中真相，心史先生并未发现。

真相之披露，事在顺治十二年，《多尔衮传》：

(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如上疏颂睿亲王元功，请复爵号，修其墓，下王大臣议。郑亲王济尔哈朗等奏，长庚言……又言："遇奸煽惑离间君臣，于郡王阿达礼、贝子硕托私谋拥戴，乃执大义，立置典刑。"查阿达礼、硕托之伏法，由谋于礼亲王代善；礼亲王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观此一段，则我前面所举的两个疑问皆可解释。事实是很明显的：硕托叔侄谋于父祖之先，已跟多尔衮谈过；见多尔衮有默许之意，方再谋于父祖。但代善识得厉害，多尔衮知情不举，其心即不可问；退一步言，就算本心无他，不过徇私庇隐，亦自背其前一日"秉公辅理"的誓词。只看"言词迫切"四字，可知情况严重；或者豪格的问罪之师都已经预备好了，是故代善不能不牺牲一子一孙，以避免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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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选立六岁的福临继承皇位，自然是由于孝庄太后之故。孝庄与多尔衮的关系，为清初之大疑案之一。疑云之起，由于张煌言(苍水)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收入《奇云草》。"建夷"者，建州之夷，为遗民对新朝的称呼。诗云：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此诗系年庚寅，为顺治七年。天下哄传，太后下嫁摄政王。孟心史先生曾作考证，力辟其非实。相传孝庄后下嫁，曾有"誊黄"的恩诏，但孟心史遍检旧籍而无有；又欲得"不下嫁之坚证"，最后读《朝鲜李朝实录》，方有确证，其言如此：

私念清初果以太后下嫁之故，尊摄政王为"皇父"，必有颁诏告谕之文；在国内或为后世列帝所隐灭，朝鲜乃属国，朝贡庆贺之使，岁必数来，颁诏之使，中朝亦无一次不与国内降敕时同遣。不得于中国官书者，必得于彼之实录中。着意翻检，设使无此诏，当可信为无此事。既遍检顺治初年《李朝实录》，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而更有确证其无此事者，急录之以为定断，世间浮言可息矣。

朝鲜仁祖李倧实录：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以此知朝鲜并无太后下嫁之说。使臣向朝鲜说明"皇父"字义，亦无太后下嫁之言。是当时无是事也。

但以我的看法，虽无太后下嫁摄政王的事实，但极可能有孝庄与多尔衮相恋的事实。

按：清朝创业两帝，皆得力于政治婚姻。太宗孝端、孝庄两后母家博尔济吉特氏，为国戚第一家，累世结姻，关系尤重，不可不作一介绍。

博尔济吉特氏为元朝皇室之后，属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共四部十旗，计科尔沁六旗、札赉特一旗、杜尔伯特一旗、郭尔罗斯二旗，当今辽宁北部、黑龙江南部，以洮南为中心，东至伯都纳，西至热河、察哈尔交界，北至索伦，南至铁岭，皆其牧地。博尔济吉特氏即为科尔沁部，向来以右翼中旗为盟长，称号为札萨克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