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眼中的乾隆朝文字狱（第2/3页）

此外雷海宗还认为书后所附《禁书现存目录》（Surviving Proscribed Works）很有价值，虽然肯定有遗漏，但在目前“是一个很便利的参考工具”。根据富自己的说明文字，他编制这份目录主要是利用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目录。他认为要想更准确地做出统计，还应该去查阅包括《图书集成》在内的各类丛书，作为第一份这样的目录，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为后人提供基础。根据富路特的初步统计，在乾隆时期禁毁的2600余种书籍中，存世的有近500种。（1999年开始出版的《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存世的清初至乾隆年间的四库禁毁书约1700种）

郭斌佳在书评中也首先肯定了这部书的价值，他指出，“吾人觉乾隆朝之文字狱，国人已大概知之。但在西文之中，则完备精详如此书者，实属创见。作者对于中文方面材料，尤以近年我国所出刊物中之有关此项问题者（无论书籍或杂志）均特别注重。读者苟翻阅其卷末之参考书目，即可知其搜罗之广。”确实，在富路特列出的二十七种主要参考书中，除了一些早期文献外，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代初的最新成果，如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1931—1933年版）、陈乃乾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1932年版）等。

对于富路特在这本书中的观点，郭斌佳也表示基本赞同：“乾隆朝之前半期（自一七三六年至一七七一年），作者认为尚无切实禁锢文士之迹，但对于排满思想已渐次着眼矣。作者曾举谢济世、胡中藻、齐召南、齐周华、钱谦益诸案。以为乾隆帝在此时，并无一彻底禁止排满文字之计划，但遇有发觉，则必禁毁耳。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壬辰至戊申），其情形遂大变。乾隆命编纂《四库全书》乘机搜查全国公私所藏书籍。据本书作者之意，高宗并非真欲编《四库全书》，特假此名义，以取缔有碍满清之书籍耳。此种说数，或亦过于偏激，然乾隆之利用机会，取缔许多书籍，则属事实。作者搜罗当时若干圣谕未经刊布者用以证明：（一）地方官吏奉令采访书籍之时，亦奉命搜查排满书籍；（二）在京师选辑四库书目者，同时亦编制禁书目录。故作者之意，《四库全书》之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别有用意存。作者欲证明其论调，列举若干材料以作左证。乾隆欲搜罗书籍，以供检查之意，可于一七七四年之上谕中窥见之（页三二至三三）。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之奏折（页三十三），更可证明疆吏辅佐之态度。一七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之上谕，则说明圣旨更为详尽。总之，自一七七二年至一七八八年间，吾人随时可寻得例证，证明编纂《四库全书》之双重作用，与其编者之双重责任。”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雷海宗和郭斌佳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书中的问题，特别是翻译方面的一些错误（主要在第二部分）。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立《贰臣传》的上谕中有这样一段话：“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义。”富路特将这段话翻译成：

Biographies of this group could not be put in the Ming history, but if they are included in our annals, since their actions deserve mention, along with the biographie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Fan Wen-ch'eng, Ch'eng P'ing-shih, and Li Kuang-ti, without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noted, then no clear distinction is made between deserving and undeserving.（英文版154页）

这里的一个大错误在于将“承平时”翻译成了和范文程、李光地并列的人名，而不知道这是和“开国时”对应的一个时间概念。富路特在这样翻译时也显然有些迟疑，特别加了一条注释，说明自己在各种文献中都没有找到“承平时”这个人物的有关信息（I cannot find this worthy's claim to fame recorded anywhere）。这类翻译错误虽然难以完全避免，因为在雷海宗看来，即使读破万卷书的中国学者“也不敢自信对前代文字的句读有十足的把握”，但多少降低了富书第二部分的学术水准和使用价值。就第一部分和全书来说，郭斌佳认为“不失为一部博硕之作”。

富路特的博士论文是在北京写作的，得到多位中国学者的指点和帮助。在“前言”中他特别感谢了袁同礼、马鉴、马准、陈垣、郑振铎等学者。在正文的注释中，他也多次提及中国学者给予他的帮助，如陈垣在1932年5月曾经将自己一篇未刊的关于《四库全书》的文章借给他参考；1932年7月燕京大学历史教授洪业曾在和他的谈话中说明自己对乾隆禁书意图的理解；燕大国文系教授马鉴曾提示他《清稗类钞》中有关怡亲王收藏钱谦益书籍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