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眼中的乾隆朝文字狱

富路特（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出生于通州（现北京通州）一个传教士家庭，并在中国度过童年。他的父亲富善（Chauncey Goodrich）曾在中国传教多年，1891年编写过一本北京方言字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富路特于192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1961年退休，是哥大东亚系和东亚图书馆的主要建立者。富路特著作等身，最广为人知的是《中华民族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43），胡适认为它是用西文所写的中国简史中最好的一种（见Pacific Affairs1944年第2期书评），曾多次再版，长期作为美国学生使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1930—1932年富路特为撰写博士论文前来北京进修，住在英美传教士所办的华文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费正清（日后的美国“中国学之父”）当时也在北京留学，他晚年回忆说：“当我在北京华文学校向富路特请教时，他总是以非常诚恳的态度仔细听我说。从他童年时代在华北的传教士家庭背景来看，他的确可以说已使自己成为汉学家中的佼佼者了。仅凭他的博士论文《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就已使他成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中崛起的一颗新星，何况在以后的四十年中他还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现。”（《回忆录》英文本第135页）1934年富路特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是富路特在北京期间完成的博士论文，修改后于1935年出版。全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研究乾隆时期的文字狱，重点是乾隆后期伴随着《四库全书》的编修所发生的文字狱。第二部分是对相关传记、文献、档案的英译。

清朝的文字狱并不始于乾隆。康熙时期就已开始，著名的如“明史狱”和“南山集狱”。雍正时期的文字狱有增无减，著名的如“查嗣庭狱”、“吕留良狱”。为了缓和雍正时期文字狱所造成的恐怖气氛和动荡不安，乾隆即位之初一度采取了缓和的政策。但随着乾隆十六年（1751）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发生，文字狱开始再次爆发。从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案开始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起。从1773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归政前，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有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不但在范围上遍及全国，而且在数量上也大大超过了前期。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约有一百一十起，几乎占了整个清朝全部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些文字狱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富路特在讨论乾隆时期文字狱之前，对前朝的文字狱也做了简要的回顾，如果说康熙、雍正时期的文字狱对于巩固清朝的统治还有一点积极作用的话，那么乾隆大兴文字狱则完全是一种心理畸形。在富路特看来，“乾隆总的来说是个应该受到历史谴责的暴君”，因为他“干预学者的独立研究，故意篡改历史，残酷地迫害文人，接二连三地禁书、毁版。”（英文版第6页）所以富路特认为乾隆朝虽然号称盛世，实际上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虽名为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别有用心地为了达到钳制思想的目的。

该书出版后，受到西方学界的欢迎，有评论者指出，以往西方人只知道乾隆的文治武功，富路特的贡献在于首次揭示出了乾隆的阴暗面，让人们看到了盛世中隐藏的危机和衰败的萌芽。（Carroll B.Malone书评见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35年第4期）该书同时也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雷海宗和武汉大学郭斌佳两位历史学教授专门撰写了书评，分别刊载于《清华学报》第10卷第4期（1935年）和《武大文哲学季刊》第5卷第3期（1936年）。

雷海宗在书评开篇时写道：“近年来对于清代文字狱的问题，国人搜集材料与研究的工作虽然不少，但有系统概括一切的专著仍不多见。哥伦比亚大学汉学讲师Goodrich先生这种勇敢尝试的工作，很值得我们欢迎。”

在雷海宗看来，富著中有三点是“很动人的见解”：（一）“乾隆时代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样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严重不知多少倍。著者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此时由外表看来虽然极盛，实际这是衰落时期的开始；满人下意识中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对汉族愈发畏忌，因而更加紧的压迫。”（二）“无论当初的计划如何，四库的编纂后来成了铲除禁书的一件利器，是无问题的。这一点虽然从前也有人见到，却是一般认四库为无价国宝的人所不大注意的事，著者反复说明并非累赘。”（三）“全国大规模有系统的搜查禁书，现代的人不易想见。但在最严重的十五年间（乾隆三十九至五十三年）全国人心惶惶，连不识字的农家也有时因为祖传下来一部原来不相干的书而招大祸；这在普通的史料中是不易见到的，只有私人所遗留的日记与笔记能帮助我们回想到当时的紧张情形。著者把这点特别提出，深得史家恢复往迹的本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