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度田与中兴

在实行偃武修文政策后的第二年，即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经过深思熟虑的刘秀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度田”斗争，这一斗争异常激烈，还引发了连续不断的局部动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刘秀通过对西汉政权灭亡的分析研究，找到了一个深层原因，那就是西汉昭、宣帝以来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小农经济的破产。

土地兼并必定会使地方割据势力增强，而农民的破产又必定会使社会涌现许许多多无家可归的流民，形成了不稳定因素。

当然，土地兼并现象并不是西汉才有，它是土地私有制的必然产物。

早在战国时代，这种兼并现象就随着土地的私有和买卖出现了，到秦朝时，用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的话来说，已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了。因此，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以澹不足”的主张，希望能限制私有土地的数量。

西汉末期，师丹、孔光与何武等人也看出了土地兼并的危害，提出限制“诸侯王、列侯”及“吏民”私有土地数量的主张。

王莽更是想通过“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以达到恢复井田制度来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目的。

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简单草率地废除土地私有制已经不可能，王莽只能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最后不得不下书称：“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

刘秀从底层平民造反而登上了皇位，自然知道土地对农民生活的重要性。

所以，他在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度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

从字面上来看，“度田”，即丈量土地。

但刘秀要做的，除了丈量土地外，还要“案比”，即清查户口。

要知道，这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豪强地主大量兼并了土地，就会迫使大批的农民破产变为流民、奴隶及依附人口。

这些流民、奴隶及依附人口只好反回头租种豪强地主的私有土地生活，最后沦落为豪强地主的私人财产。

长此以往，就会出现“豪强大家”“一家聚众或至数千人”的现象，不但使得国家控制的农民减少，而且会造就许多政治上的反对势力。

通过“度田”，即丈量土地，就可以掌握豪强地主拥有私有土地的状况，既便于限制其土地占有量，没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又可以依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而通过“案比”，即检核户口，既可以从地主手中清查隐匿户口，以扩大税源、役源，也便于限制豪强地主控制依附农民的数量。

一句话，“度田”既可以增加国家税收，也可以有效抵制大地主和豪强的兼并，从而保护惠泽小地主和普通平民。

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度田”运动正式开始，刘秀“诏下州郡检核其事”，一时间“百姓嗟怨，遮道啼呼”，鸡飞狗跳，民情汹涌，运动遇上了很大的阻力。

阻力主要来自“郡国大姓、兵长”，还有一些地方长官如刺史、太守等，他们是利益的既得者，当然不愿意因为这次运动触及到自己的财产。另外检核户口也要惊动许多人，许多农民依附于豪强地主名下，充当他们的部曲、宾客，以致国家的户口册在姓名、年纪与数量等方面都不真实。所以，“案比”就要重新检核户口年纪，就要把被检核者集中起来，一个一个根据其实际情况核实姓名、年龄与特征。很多无知百姓担心“案比”会加重自己的税役，在别有用心的地主豪强的鼓动和挑唆下，“聚人遮道啼呼”。刺史、太守上瞒下欺，对政府的政策百般搪塞、敷衍，汇报的情况“多不以实”。甚至有人故意优待豪强，侵害苛待贫弱的百姓，他们以度田为名，将农民聚集到田中，连房屋、乡里村落也一并丈量，百姓啼哭震天。

其中，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各郡县陆续把核查到的田亩户口数据报上来了，陈留县的文吏在文书中夹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秀大为奇怪，问手下官员，这是从哪儿来的？

官员低着头，说是从街上捡来的，错夹在文件里了。

哪有这么蹊跷的事？！

刘秀不信，大声斥责有关工作人员。

刘秀的儿子刘阳，年方十二岁，天资聪慧，正好站在屏风后，对刘秀说：“那是官吏接受郡守下的指令，将要同其他郡丈量土地的情况作比较。”

刘秀回头问道：“就算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

刘阳对答说：“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其田地住宅已超过规定，不能做标准，故有此说。”